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4.002 与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坛一直存在着南北融合的问题和话题，这个问题在近十年的元代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心。在现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元代的南北融合问题视为一个笼统的背景，没有细化元代“南北”概念的阶段性情形，从而对元代南北融合问题之于元代文学的复杂影响缺少较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元代“南北”两个字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元朝的一统进程在所指内容上逐渐发生变化。蒙古崛起西北，以“北”为尊，蒙古人自然归为北人，追随他们进入中原的西域人，也算北人。对于蒙古人而言，金朝位于南边，蒙古攻金是南下，所以宋子贞在给耶律楚材写的神道碑中称“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①，句中的“南北之政”是指蒙古与金朝的统治模式，蒙古政府被视作北廷；而那些出入蒙古朝廷用事、与蒙古人结为股肱的“诸国之人”，多指称西域色目，相对于耶律楚材以及宋子贞而言，他们是北人。江南一统后，“南”一般都指南宋治下的区域和人民，“北”的概念则需要重新框定，多用以泛称元朝治下的北方区域和蒙古人、色目人以及归附的契丹、女真和北方汉人等群体。所以，元朝的南北融合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元朝中原与塞外的一统格局逐渐形成背景中，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包容融进的现实反映。这种社会现实折射到元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与进程中，不仅使其文学格局逐渐走向大一统，更深深地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 综观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情形，有过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发生在1260年忽必烈称汗之后；第二轮发生于1276年江南一统之后；第三轮发生于1314年延祐首开科举之后；第四轮发生于1340年“至正更化”之后。而每一轮融合的发生都与最高统治阶层的政治危机密切相关，在危机的刺激影响下，由于统治阶层的积极作为，精英士绅的斡旋和参与，整个社会南北多族人们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了元代社会以及文坛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一、第一轮南北大融合与元初北方文坛格局 元代第一轮南北大融合发生于当时的北方社会，“南”代表金源文人为主的中原臣民，“北”是指蒙古和色目贵族为代表的游牧统治者群体。这轮南北融合的发生与忽必烈统治集团面临的汗位继承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融合的结果不仅使得金源文人成为当时文坛的绝对主角，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为西域文人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59年8月，蒙哥汗在重庆合州钓鱼山突然去世，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宣布为大汗，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紧接着在和林宣布为大汗②。就汗位继承的合法性以及支持力量的对比情形而言，尽管忽必烈得到了东、西道诸王的拥戴，但支持阿里不哥的西北宗王较支持忽必烈者为多。面对宗王们的有限支持，忽必烈不得不寻求汉地臣民更广泛的支持。1260年，忽必烈通过金源文人王鹗草拟的《即位诏》向中原民众表示，蒙古人在崛起的50余年间“武功迭兴”而“文治多缺”；渡江之后，新政府将“祖述变通”，期望与包括中原臣民在内的“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共兴天下大业③。初建元王朝的蒙古、色目高层对待中原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不仅大力拧转蒙古早期攻城掠阵、大肆屠戮的做法，而且努力推行汉化。《元史》载，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④；至元八年(1271)，成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⑤，1274年伯颜等受命攻宋前，忽必烈告谕说：“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⑥另外，追随和支持忽必烈入主中原的西域贵族们在理解和顺应忽必烈和解意愿的同时，也努力推进西域群体的汉化。 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在自身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之际，选择与中原民众和解，这是元代南北融合的重要政治背景，也正是这一重要政治背景才有了蒙古、西域贵族第一次大规模汉化。此事的文学史意义在于，蒙古、色目贵族和解的对象是中原臣民，而他们学习的老师则主要是以金源精英为主的群体，所以在这一轮南北融合过程中，一方面作为老师的金源文人群成为元初文坛格局中的绝对主力和主盟者；另一方面，金源文人培养的西域子弟日后成为元代西域作家群的生力军。 就金源文人群而言，早在忽必烈潜邸金莲川时期，由于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愿景，那些立身于金莲川潜邸的人们，理解和配合忽必烈的意图，“征四方名士”⑦，“召遗老于四方”⑧，于是活动于各个世侯区的金源文人大举北进，成为金莲川潜邸文人群的重要来源。这些从忽必烈潜邸时期即获起用的金源文人，形成了“士乐得所依，连汇以进，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的内部机制。直到大德(1298-1307)时期，朝中的文化权力依旧为金源文人所把控：“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国子监，职诰令，授经籍，必遴选焉。始命，独东平之士什居六七。”⑨元初文坛由此基本成为金源文人的主场。元初金源文人的精神领袖实际是元好问。如顾嗣立指出，“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⑩，不仅有顾嗣立所提到的郝经、刘因，还有阎复、徐琰、徐世隆、王磐、王恽等一批金源优秀文人。在元好问的指引和表率下，一方面，金源文人秉持元好问提出的“国亡史兴，己所当任”(11)的理念，对金源文献竭尽所能地保存与整理；另一方面，金源文人在元好问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理念指引下，以孤臣孽子心态面对现实，创作上大放异彩。而且，金源文人的孤臣孽子心态使他们很好地把握了元代社会第一次南北融合的契机，借助蒙古、色目贵族们切望融入中原的心理，他们成为蒙古、色目贵族们的主要导师群体，这使得他们在致力于“用夏变夷”愿景实现的过程中，又以理所当然的气势、抱团成群的态度把持了中统、至元时期的元代文坛(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