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22.05.005 【中图分类号】D815；E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22)05-0107-23 太空力量的巨大战略意义使得太空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太空无疆域性及太空力量“全球进入、全球存在”的特性，使得太空国际安全合作成为人类航天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最佳“试验田”；另一方面，太空高、远的位置优势使得太空力量作为国家力量的新生成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各国因此竞相发展太空力量，太空军控困难重重。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明显的悖论。如何破解这一悖论，通过太空军备控制对太空军事利用进行限制，特别是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以维护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一直是各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太空军备控制是指对太空领域的武器及其相关设施、相关活动或者相关人员进行约束，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①“军备控制是一个应用性的领域。军备控制的相关概念主要来自实践，而不是由学者先进行定义然后再实施应用。”②因此，寻求太空军控的脱困之策，需要从太空军控的历史实践中探究其动因、特点、规律及趋势。从国内外太空军控理论研究现状来看，至今仍缺乏关于太空军控的缘起动因、发展演化历程及当前动向的系统、透彻的研究。 一 美苏恐怖对峙背景下太空军控的实践缘起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也引起了美国对所谓“导弹差距”的恐慌。在这种特定国际背景下，美苏展开了激烈的太空军备竞赛，美国快速发展的军用太空力量很快“摸清”苏联的导弹“家底”，相关恐慌也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双方也认识到太空军事化的危害，特别是一旦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太空，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美苏双方利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平台，探讨以太空禁核为中心的太空军备控制，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简称《外空宣言》)、《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循原则的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简称《营救协定》)，构成了早期太空军控的缘起脉络和基本框架。 (一)“导弹差距”恐慌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冷战中的太空军备竞赛的缘起可以追溯到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对于“导弹差距”(Missile Gap)的争论。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R7火箭成功将“斯普特尼克I号”(Sputnik I)卫星送入轨道。这一重大突破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被称为苏联技术突袭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在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灾难性危机中，唯一可以与1814年英军占领华盛顿、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及2001年“9·11”事件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美国决策层认为，苏联卫星的率先成功发射昭示着美国核力量优势地位的丧失，美国本土开始被置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之下。同时在1957年年底，美国情报机构出台了系列“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指出美苏存在明显的“导弹差距”，即在1959-1961年间，将会出现一个因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落后于苏联而导致战略失衡的“严峻时期”。报告预测，苏联在1961-1962年即可拥有50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到1960年将仅有24枚可用于实战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观点引发了美国决策层的恐慌。③同年，盖瑟委员会(the Gaither Committee)出台机密报告(史称“盖瑟报告”)并很快泄露出去，该报告对于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和洲际弹道导弹给予很高的估计，强调美苏之间存在明显的“导弹差距”，即苏联已经获得可携带高当量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能力，而美国却没有相应的能力，进而引发了民间的极大恐慌。④ “导弹差距”的争论引发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政策的强烈抨击和不满。卫星领域的落后促使美国反思之前的太空政策，最终放弃了导弹计划与卫星计划相分离的原则。1958年1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弹道导弹与卫星项目的优先性”；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备忘录1846号文件(NSC Action 1846)，将卫星项目列为重点优先项目进行发展。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威尔签署《1958年国家宇航法案》，授权成立了指导外层空间活动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初步政策》(编号为NSC5814/1)，标志美国正式准备与苏联开展太空军备竞赛。此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来加速导弹和人造卫星计划”。⑤美苏双方因而进入了以冷战为背景的太空军备竞赛，争夺太空霸主地位。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苏的太空军备竞赛更加激烈。在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就将太空议题作为突破口，对共和党的太空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有二十多次提到“导弹差距”。⑥肯尼迪上台后，立即专门任命了一个外层空间特别委员会来考察美国的太空项目。该委员会于1961年1月提交的《外层空间特别委员会向当选总统提交的报告》(史称“威斯纳报告”)，强调了外层空间对于美国威信地位的重要作用，为肯尼迪政府的太空决策提出了一些建议。⑦除这份报告外，还有其他一些报告，如《外空合作》报告(史称“加德纳报告”)也特别强调了美国在外层空间发展的滞后性。⑧这些报告加上此后的两大事件，促使肯尼迪政府下决心大力发展太空力量。一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第一次实现太空飞行；二是同年4月“猪湾丑闻”的发生。⑨最终，出于重建美国威信的主要考虑，肯尼迪政府决定推进登月计划。1962年4月11日，肯尼迪通过签署国家安全决定第144号备忘录(NSAM144)，赋予“获得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研究开发及可操作能力以国家最高优先权”。⑩自此，冷战期间最大的太空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这一时期，美苏太空军备竞赛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