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辞赋作家①，其作品创作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②，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从历时性的眼光看司马相如的文学史影响力，一者体现在他的作品被不断地得以阅读和理解，并赋予持续的文学批评；一者体现在他的集子的编撰与刊刻，在物质层面提供作品流通的载体。特别是司马相如的作品集，融合了司马相如的作品，还有编者对于作品集文本的建构及后续的刊刻等行为，以及读者（广义）依据作品集所作的评论，是观察司马相如文学史地位及其影响力的重要维度。这就涉及到了作家与作品、作品集的制作者以及阅读史视域里的读者这样三个层面，而梳理此诸层面过程的本身便具备了“文献史”的特点。构建“司马相如集的文献史”这样的名目，无疑会使司马相如的文学史的呈现更为立体，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层面，而是体现作者、制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和对话，是对传统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延伸，而本身则又“沾染”了文学史新书写的意味。 一、司马相如的史传与作品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相如。私意以为犬子之名或与南方流传的槃瓠神话有关③，似乎暗示司马相如的家世是南方蛮夷人的后裔，大概在秦汉间已经接受汉文化而逐渐“汉化”④。但王瑶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祖籍，大概是秦晋一带人⑤。《史记》《汉书》本传皆称为“蜀郡成都人”，家世情况未著一辞。在籍贯成都之说外，又有司马相如乃蓬州（今属四川蓬安）人之说，如清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云：“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⑥今人张大可赞同此说，称：“司马相如生于蓬安，后移居成都，成名于成都，蜀郡又是文化发达之乡，所以司马迁写为‘蜀郡成都人也’是成立的。”⑦至于名“相如”，透露出他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战国纵横思想的影响，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他日后游走于汉廷与梁藩国之间埋下了伏笔。接着来谈司马相如的生卒年，卒年一般无异辞，系在元狩五年（前118），依据是《史记》本传称“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⑧。按《史记·封禅书》及《武帝本纪》，“始祭后土”在元鼎四年，以此上推五年即元狩五年⑨，徐广即系在该年。至于生年则存在分歧，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均称以不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则系在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将生年系在前元元年是接受了刘开扬的考订结论⑩，束景南又提出了“相如约生于文帝九年（前171）”的辨说(11)，又有学者提出“生年当在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的观点(12)，此外还有生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13)、前元八年（前172）(14)等说法，限于材料，很难有司马相如生年的确切意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司马相如的赋作二十九篇，“六艺略”著录《凡将》一篇，又“诸子略”著录有司马相如参与创作的《荆轲论》。兹就其存世或见于记载情况略述如下。《史记》《汉书》本传载录全篇者有《天子游猎赋》（《文选》厘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哀二世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大人赋》和《遗言封禅事》（即《封禅文》）诸篇，有目无辞的则为《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和《草木书》三篇，实际共七篇。附带一提的是，《与五公子相难》可能就是《汉志》著录的《荆轲论》五篇，其中班固所作者当即《荆轲赞》(15)。另外《文选》载《长门赋》，《玉台新咏》载《琴歌》二首，《古文苑》载《美人赋》，虽真伪存在分歧，但也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否定司马相如的著作权，故其作品存世应总为十篇（明人张燮辑本司马相如集载有《自叙传》一篇，该篇不应视为司马相如的作品，详下文所述）。《汉书》还记载司马相如作有郊祀歌的记载，如《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6)又《佞幸传》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17)按李延年召入汉廷在元鼎六年（前111），司马相如不可能参与定郊祀之乐的活动(18)；但存在他创作的某些诗篇被用于郊祀乐歌的可能性，至于十九章中何者诗篇出自相如的创作则很难予以断定(19)。还有一些本传著录篇目之外的佚篇，其中有目无辞者如《荆轲赞》、《钓竿诗》（崔豹《古今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鱼葅赋》（《北堂书钞》）和《玉如意赋》（宋人虞汝明所称）等；仅存残文者，如《梓桐山赋》（《玉篇》，存两字）、《梨赋》（《文选·魏都赋》刘逵注，存四字）和《题市门》（《华阳国志》，存十一字），《题市门》可能是托题之作，疑不能明，此外还有《凡将篇》的残文。可判定为伪作者，如《答盛览问作赋》（载《西京杂记》，又称《答牂牁盛览书》）、《报卓文君书》(20)。此即司马相如作品的整体情况，以下结合史传简述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其作年。 大致在景帝前元元年，或者五、六年间（依据束景南的考证），司马相如“以赀为郎”，离开成都到长安，侍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初到长安，创作有《题市门》，反映了他意欲建功立业的志向。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亦不喜其职，在景帝七年也就是梁王二十九年（依据束景南的考证），趁着孝王的第三次入朝的机会，司马相如随从孝王开始了游梁的生活。游梁期间，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史记》本传云：“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21)大约创作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此外还创作了《美人赋》(22)。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孝王卒，司马相如回到故里，后娶卓文君为妻，“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史记》本传）。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有《琴歌》，《玉台新咏》所载诗序交待了该篇的创作背景，其时或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逯钦立则认为：“此歌殆两汉时琴工假托为之。”(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