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2.04.00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陈浅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曲折的建军之路，成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红二十九军的发展壮大有力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近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关于红二十九军与陕南苏区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较为重要的成果。①但之前研究仅以类似通史叙述的模式对红二十九军整体发展历程进行叙述，关于红二十九军整编、改造过程的相关历史细节缺乏细致研究与考证。实际上，红二十九军源起、发展过程十分复杂。辛亥革命后的陕南地区，国家权力处于失序状态，政治生态环境恶劣，尤其是乡村权力出现了“真空”，陕南地区陷入“社会军事化”格局中，地方军阀、神团组织、土匪垄断了陕南地区不同层级的军事权力。在这种复杂历史背景下，红二十九军的源起与陕南乡村地方政治生态有何关联性？以陈浅伦为代表的中共陕南特委如何争取神团、土匪等“社会军事化”组织？收编地方武装对红二十九军的发展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基于此种认识，本文拟依托相关历史文献、未刊档案、口述访谈、地方文史、县志等资料，对红二十九军源起、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希冀进一步深化对中共革命历史实践中地域特征的认识，揭示中共地方红军组建路径的异同，丰富对中共革命历史图景的认知。 一、20世纪初陕南地区政治与自然生态 陕南北靠秦岭、南倚巴山，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属秦巴山地和汉江谷地。民国初年的陕西社会整体处于动荡状态，陕南也不例外。袁世凯执政后，任命张凤翙为陕西督军兼民政长。但陕西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各派系均在抢夺政权，陕南行政长官则由“咸长派”南雪亭出任。②1914年4月，北京政府改任陆建章为陕西督军。陆建章入陕后，为操控陕西政局，将原陕军将领张钫任命为陕南镇守使。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陕南人陈树藩就任陕西督军兼省长。为扩充势力，陈树藩一方面排斥限制异己分子，“重用陕南同乡”；另一方面加紧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终于在1921年7月被赶出陕西。③1921年8月，北洋政府令冯玉祥督陕。冯玉祥急欲统一陕西政局，遂任命皖系军阀将领吴新田为陕南边防军总司令，至此开启吴新田统治陕南的八年历史。继吴新田后，陕南二十余县又被西北军张维玺部管控。 民国时期陕西非正常的政治生态导致割据陕南的地方军阀需保有大量军队以维持势力，庞大的军费开支均通过就地筹饷解决，当地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国初年陕南农民须交纳税捐项目多至十余种，此外“恶绅、地主、兵匪及官厅常勾结一气，‘加派’、‘移派’，层出不穷”④，加重了农民负担。吴新田盘踞陕南时期，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如客军捐、驻军捐、服装捐等，有脚柜税、牲畜税、牙税等”⑤。此外，吴新田为解决军费，大开烟禁，征收鸦片烟款，更使陕南二十五县农民倍受其害。1922年吴新田摊派烟款第一年，数额达140万元，几乎等于陕南二十五县全年正、杂各项税款总和的两倍，且逐年增加，如1925年，南郑大西区、南区两地摊派烟款就增加到1922年的五倍左右。⑥陕南农民将烟款戏称为“千层皮”，可见烟款征收过程中的层层征敛、弊窦丛生之象。陕南军阀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致使脆弱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农民生活日益困苦。 繁重的捐税已使陕南农民苦不堪言，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灾荒进一步导致陕南农村的经济崩溃。从灾害发生时间来看，1920-1921年、1928-1931年，陕南受灾较为严重。1920年，本为鱼米之乡的陕南地区遭受各灾，“道属各县上年夏秋被旱、被水、被雹、被虫，秋禾多有损伤。……本年夏秋被旱，间受虫伤者有安康、汉阴、白河三县，洵阳旱后被水，略阳、山阳、镇安被雹被水，紫阳被旱，均先后委员会勘各在案”⑦。1921年，灾情并未好转，陕南各地水灾奇重。6月，陕南商洛等县降雹，7月，陕南安康、洵阳等地汉江暴涨，汉阴城西南一片汪洋。之后，陕南秋雨连绵，河水泛涨，西乡等县“水没农稼”，商洛等县哀鸿遍野，安康等县民食树皮、野草，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⑧连年灾害使得本处于贫困中的陕南农民生活愈加困难，1928-1931年长达四年的多灾并发的大灾荒，将陕南农民推向生存绝境。1928-1929年，陕南发生严重旱灾，各县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如陕南城固县境内，1928年自春至秋，滴雨未降，夏收不足二成，秋粮颗粒未收；1929年持续干旱，农民由于无粮糊口，“草根树皮食尽，并食‘观音土’，腹胀而死者，不计其数”。⑨陕南商洛山阳县境内粮价大涨，树皮草根掘食几尽，“饿殍载道”。⑩1930年陕南旱灾并未缓解，农民陷入绝地，旱灾后陕南一些地区继发洪灾，如城固县境内汉江暴涨，水高二至三丈，沿江两岸村舍、农村多被淹没。(11)1931年陕南水灾持续加重，镇安因山洪暴发致1200多人死亡，沿汉江的西乡、石泉等十余县尽成泽国。总之，连年灾荒导致陕南农民生活处于崩溃边缘。 实际上，陕南灾荒程度如此之深，究其背后根源，是民国时期陕南非正常的政治生态须维系大量军队，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陕南财政入不敷出，致使割据军阀通过种植鸦片与征收繁多税捐来筹集军费，从而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耕地遭到侵占，继而出现粮食短缺困境。一旦出现干旱、水灾，陕南就会陷入持久的灾荒中。 陕南灾荒加重了灾民迷信心理。传统社会中，由于人们未能科学有效了解自然灾害，逐渐形成一种宿命论。灾害频发且超出民众抵抗能力时，民众受天命观浸染，会从心理上对自身和当下社会产生否定，认为灾荒是“上天”对民众的警示，进而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对“天”形成敬畏心理。如灾荒时期的陕南西乡县，民众经常有祈雨、“赶旱魃”等集体性活动，甚至出现县长在河堤上祭奠“水神”等大型祭祀活动。(12)当然，长期受灾导致的民众遇旱求雨、遇水祭河(神)等行为，兼具迷信与宗教的双重特质，符合人本身的趋利性，同时也催生了类似神团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社会军事化”组织的建立与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