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471/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22)08-0115-14 大学排名风靡世界，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独特风景。据统计，目前知名的世界大学排名即有二十余种，如泰晤士世界高等教育排名(THE)、英国席孟兹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等。各国亦有无数国内排名，如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排名和福布斯(Forbes)排名；中国的武书连、校友会和软科排名等。各类排名放榜之时，总会激起社会对谁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热议和争论。大学排名，对大学治理、知识生产和招生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其背后牵扯的商业利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也被学界剖析讨论；它导致大学痴狂于“数字游戏”，偏离本质使命的现象，也遭到诸多学者的抗拒与批判。 如将大学排名作为一种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并用历史视角审视之，或可追问：大学自中世纪产生已历经八百年，但将它视为具有“可计量性”(calculability)的对象，以表格排列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对其“外在表现”(performance)的统计结果，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基于何种目的需求，发明出的游戏规则呢?学界认为，大学排名是当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高等教育蔓延的产物。1983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的“美国最好的大学”(America's Best Universities)榜单，是第一份大学排名；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制造了第一份世界大学排行榜。但向前追溯，会发现大学排名有一部被遗忘的“史前史”：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界中，对谁是“一流大学”①的竞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排名或类似排名，已相当普遍。第一份大学排名，应是1906年詹姆斯·卡特尔(James M.Cattell)发表的“美国大学科研力(Scientific Strength)排行”。至1930年，美国已经涌现出十余种大学排名。[1]为何彼时美国会出现并流行大学排名?追溯这部排名的“史前史”，能为我们认识大学排名，带来何种洞见?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将大学排名作为高等教育场域中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生产和分配机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符号资本是声望、神圣性和特权的累积程度，其产生建立于知识和社会认可的辩证法基础之上；尽管它以非实体性形式存在，但却可以和其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相互兑换；其功能是制造等级区隔，将社会空间的不平等合法化。[2]大学排名作为符号资本生产机制的诞生，需满足四方面要素，即(1)市场需要：符号资本的产生对于其他资本(资源)分配确立至关重要，它成为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支配性资本形式，因而必须有制造符号资本的社会实践；(2)社会空间：政府给高等教育分层，即作为符号资本制造者的合法性缺失，为民间自发为高等教育分层(以排名方式)预留空间；(3)计量方法：把大学作为“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对象的现代性思维确立，分析其“外在表现”的计量技术产生并流行；(4)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有意愿成为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渠道，传播甚至制造大学排名的符号资本信息。本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场域发生剧变，以上四大要素齐聚，孕育出作为“治理术”的大学排名，延续至今。 一、为何需要排名：“一流大学”作为符号资本的浮现 布迪厄认为，特定场域条件中某种形式资本将成为主导性资本，即拥有支配场域运作，以及自由兑换其他资本的权力。[3]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场域正经历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市场”的转变，作为符号资本的“一流大学”的效力日渐显著，在生源、师资和经费捐赠等多种资源的竞争中，发挥着支配作用。 拉伯雷(David Labaree)指出，欧洲大学起源于追求普遍知识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而美国大学则是地方主义(localism)的产物。创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增进当地文化和经济吸引力，大学也高度仰赖地方资源。[4]1860年之前，美国高等教育场域呈现“封建割据”的结构特征。(1)生源地方性：60％的学生来自50英里范围内，90％来自周围100英里；(2)师资地方性：多数教师从母校毕业后留校任教，跨区域和学校的教师流动只是个别现象；(3)经费渠道地方性：大学筹款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名流和地方政府，商人们也倾向捐赠家乡大学。因此，此时大学的资源竞争，主要在地方区域范围展开，全国系统的中心和分层尚未出现。 1860至1900年间，“封建割据”场域结构逐步瓦解。主要表现为：(1)大学密度猛增，资源竞争加剧。1860年前，美国总计有374所学院；而1860至1899年间就增加432所。[5](2)新大学不乏旧格局的颠覆者，它们希望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国性中心。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成，被时人誉为“西半球科学的新起点”；1887成立的克拉克大学毫不掩饰其“超越哈佛耶鲁”的雄心；1892年建立的芝加哥大学，致力于成全美学术中心；斯坦福大学(1895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简称加州大学，1868年)等西部高校崛起，挑战了东北部大学的优势地位。康奈尔大学(1865)、麻省理工大学(1861)、范德堡大学(1873)也活力十足。(3)野心勃勃的后起之秀，刺激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老牌名校也发起改革运动。维塞(LaurenceVersey)认为，此时美国高等教育传统秩序崩溃，进入“等级无序”(statusanarchy)状态。无论后起之秀还是老牌名校，都可能沉沦或崛起，经历“巨大希望与巨大恐惧的碰撞”。[6“]封建割据”场域结构瓦解，生源、师资和经费竞争都不局限于地方层次，“全国市场”新结构成型，“一流大学”的符号资本效应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