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不断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开放，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股票、基金、债券等风险金融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使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风险金融投资不仅影响到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结构、财富积累和经济生活水平，还关系着资本市场的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潜在地影响着消费增长，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路晓蒙等，2017）。因此，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既有研究大都从经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考察微观层面居民的年龄、教育水平、收入（何秀红、戴光辉，2007）、生命周期（吴卫星、齐天翔，2007）、健康状况（Berkowitz & Qiu，2006）、金融知识（尹志超等，2014）、社会资本和社会互动（李涛，2006），以及宏观层面经济政策的变化、金融资源可得性和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对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肖作平、张欣哲，2012；唐朝，2017），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忽视了居民经济行动背后的社会性动机和结构化因素。个体行动者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所有社会行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诸如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被赞赏性等社会性动机的驱动。并且，金融体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一方面，金融具有资产配置和跨期选择的基本功能，会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产生影响，例如金融排斥可能导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董晓林、徐虹，2012）；另一方面，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会影响其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结构位置的差异影响着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需求、动力和模式（何晓斌等，2022）。所以，分析中国居民的金融投资问题，应首先关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居民的社会性角色（孙国峰，2018），应当把社会关系作为影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核心要素来研究（Granovetter，1985；道宾，2013）。 社会阶层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主观建构，客观阶层的划分并不代表形成了共同的阶层意识、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能力，个体可以通过阶层认同和社会行动发挥对社会阶层的重构能力（卢福营、张兆曙，2006）。因此，现有研究大都从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这两方面来考察个体的阶层位置和整体社会结构，并强调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重要性。学者们对中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现状、偏移特质、发展历程、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刘欣，2002；李春玲，2004；李培林，2005；高勇，2013），但较少关注到这种地位感知对于个体行动，尤其是经济行动的影响。张海东、刘晓瞳（2019）的最新研究指出，阶层地位认同向上偏移的群体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政治态度，从而证实了阶层地位感知是一个解释个体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倾向的有效变量。那么，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对其经济行动产生怎样的影响？结合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它会如何作用于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决策？这些行为背后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心态？ 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至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从社会性和结构化的视角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不同状态对中国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本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理解，推动家庭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弥补了现有的社会分层研究体系中对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导致的经济行动后果的关注的不足，扩展了社会分层的研究视野。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阶层认同偏移与风险金融投资 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是个体对于自身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判断和认同。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并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偏差（卢福营、张兆曙，2006），具体可分为“一致认同”、“向上偏移”和“向下偏移”（赵延东，2005；雷开春，2009）。其中，“向上偏移”是指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其客观阶层地位，“向下偏移”是指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其客观阶层地位。 国内学者对中国居民阶层认同偏移的现状、变化发展（范晓光、陈云松，2015）、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高勇，2013）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发现居民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趋势较强。阶层认同的向下偏移不仅源自户籍制度、居住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制度因素和宏观环境的差别，还与其他各类型生活机遇的不平等分配密切相关。微观层面，教育水平、收入、财富和住房条件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居民阶层认同的偏移（韩钰、仇立平，2015）。此外，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转型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居民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个体主义倾向不断强化（李培林，2005），阶层认同的参照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职业、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但是这一参照系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的边界，导致阶层认同瓦解，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下移。 但上述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尚未深入讨论个体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化所导致的后果，也即阶层认同偏移给个体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动同时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建构的双重作用，对于现在和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和判断，比实际中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Kreidl，2000）。 阶层认同下移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现有的少量研究认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和阶层认同下移会给居民的社会参与带来消极影响。有学者指出，阶层认同下移反映了一种消极心态，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估说明居民关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体验是负面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无法完全满足个体对自身发展前景的期望，这表现出个体参照相关群体进行比较之后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个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不公平感知（冯仕政，2011）。还有研究发现，在三种阶层认同模式中，“下移型”认同对于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要比“上移型”和“一致型”认同更大，低估自身阶层地位将有更大概率触发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的不满，可能给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带来潜在威胁（张海东、刘晓瞳，2019）。谭旭运等（2019）对中青年群体的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越低、向下流动的感知越强，青年的社会参与（包括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环保行动、公共议题讨论和政治参与等）意愿就越低。也有学者从流动观与网络观的双重视角进行分析，认为阶层认同下移会导致焦虑的社会心态，潜在地阻碍或威胁人们上升发展（张顺等，2019）。若把这一逻辑延伸到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问题上，则阶层认同下移的居民可能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信心不足，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的评价也会更低，进而抑制其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热情。何晓斌等（2020）的研究就表明，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就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