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或者“内卷化”（involution），又被译为“过密化”，“已经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经济领域之外，被用来表达几乎是任何没有质变而仅是越来越紧密的劳动投入的现象”（黄宗智，2020a：128）。尤其是2020年以来，这一概念已成“网红”热词，其学术内涵被不断抽离，在网络上成了僵化竞争状态的代名词，甚至成了一些社会领域自嘲、戏谑乃至攻击性的标签。为了区分“内卷”与网络流行词汇的差异，黄宗智重新梳理了“内卷”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理论谱系，他认为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只是贡献了概念本身，不如卜凯（John Loosing Buck）、何炳棣、铂金斯（D.H.Perkins）、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等人的洞见更具启发性；而“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至为关键的特点和逻辑的论证，正是在中国才获得至为清晰和完全的证明”（黄宗智，2020a：126）。立足统计数据与部分经验观察，黄宗智倡导“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型的“去内卷化”，并称之为“新农业革命”（黄宗智，2016，2020b，2021）。黄宗智希望重新将“内卷化”带回农业经济研究领域，试图恢复这一概念在学术领域的解释意义，并重新解答中国农业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格尔茨、黄宗智以后，“内卷化”在中国农业或农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尴尬之处在于：除了一些理论性的修正以外，以实地调查见长的社会学、人类学却未用当代中国农业具体的经验案例来与之对话；而那些将内卷化应用至基层治理、社会组织、文化团体等领域的经验研究，较多的是一种隐喻性的概念挪用，可能并不比当下网络招聘、底层劳动领域等有关“卷”的流行讨论深刻太多。 “内卷化”研究悬而未解的经验问题在于：投入农地上被称为“内卷”或“过密”的劳动单位究竟为何？以个体或家庭为核心劳动单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否能解释传统乃至现代农业的具体经营过程？女性在农业劳动领域的重要性是否仍被忽视了？在个体与家庭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劳动单位？夫妻若是作为生产单位，与个体或家庭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否充分释放了一些社会劳动单位的能量，以支撑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或许是因为采用的经验有缺漏，又或是借助的理论视角有缺憾，格尔茨以及后来的“内卷化”使用者，尚未直面和回答这些问题。此外，黄宗智倡导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去内卷化”模式，也迫切需要微观经验的回应。本文将首先澄清以往农业研究中关于劳动单位的混乱使用现象，并借助格尔茨与黄宗智的具体研究及相关文献，引出“夫妻”这个新型的劳动单位视角，通过民族志研究，展示夫妻代耕农场如何以一种极限式的劳动方式实现“去内卷化”，以此指出关于内卷化的农业边际报酬理论中存在的一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东部城郊农民“洗脚上田”以及地权分置制度的逐步实施，土地代耕现象与代耕农群体大量出现，他们大多是以夫妻为单位、从外地来到城郊以租地种植为生的劳动者。大都市人口聚集，新鲜叶菜又无法完全依靠远距离运输来供应，对城郊蔬菜的高需求性可以保证种植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我国东部大城市郊区出现了数十万个夫妻代耕农场。在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等都市城郊，一个个微型的代耕农场形成了都市或工业园区的代耕农业圈，像卫星一样拱卫着都市生活与工业生产。自2007年至2020年初，笔者一直以种植蔬菜的夫妻代耕农为研究对象①（黄志辉，2010，2013a，2013b）。在2007—2011年、2012—2014年、2016—2018年三个时间段，笔者曾分别在珠三角中山市、北京市大兴区等地郊区展开过系统的田野调查。2019年，笔者和学生一起以判断抽样的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的郊区完成了579份问卷，涉及579对代耕夫妻。本文将基于对代耕农群体的长期调查材料，一方面展示当代中国的夫妻农业生产具有怎样的生产极限及惊人的劳动产量，另一方面尝试说明，当代高效的“去内卷化”农业并不仅仅是农业需求革命而是夫妻勤勉革命导致的。在展开北上广的比较研究时，文中将结合笔者于2007—2010年间收集的田野调查数据，呈现十年来的微观变迁状况。② 二、经典农业经济研究的层次谬误与劳动“单位”迷思 自格尔茨以后，“内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也曾不断泛涌，是欧美“社会科学教科书上的一个标准概念”（Evers，1980：2）。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格尔茨内卷化的关注已经变得近乎“强迫性”（obsessive）了（Gerdin，1982：56），在印度尼西亚更是成了决策者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日常话语（White，1983）。但由于内涵模糊，这一概念遭遇了猛烈的批评。本杰明·怀特（B.White）认为，格尔茨并没有掌握太多有关印尼爪哇岛的一手调查资料，《农业内卷化》一书的结论较为简短，并无深奥大义，格尔茨也未指出印尼农业的发展方向；其有关爪哇农民“共同贫困”的内卷化概括，并不符合农民阶层分化与军政暴力支配的历史事实，因此怀特无法理解该书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White，1983：18-31）。此外，由于格尔茨将农业停滞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农民社会的文化、心态问题，且过于钟情于以隐喻式的民族志书写文化格调，对内卷化的实践主体未做田野深描，因此无法给读者提供清晰的、可供检验的具体陈述。黄宗智多少继承了格尔茨的这一概念及其模糊性的内涵，他关于华北与长三角的农业内卷化研究几乎遭遇了类似的指责（彭慕兰，2003；刘世定、邱泽奇，2004；郭继强，2007；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