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了党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为各行各业进一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勾画了新的蓝图。社会学界已经围绕共同富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为推动“新发展社会学”（李培林，2021a）奠定了扎实的学脉基础。 讨论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限于分配领域，而是要把“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这也是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连接点。正如中央文件里多次强调的那样，共同富裕不仅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而且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持续做大蛋糕，而且要做“优”、做“好”蛋糕。事实上，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发展问题”就一直是驱动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社会学”也一时风光无限。但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另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孙立平，2005）。 过去十年来的实践正在为形成“新发展社会学”注入新的动力，甚至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带来新的想象。尤其是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启了“现代化新征程”，即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征程、应对新阶段新挑战的新征程和走出现代化诸多陷阱的新征程（李培林，2021b）。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社会学研究者正在努力拓展研究范围、形成新的理论命题，不仅开展了诸多事后解释性研究，而且也在向未来性的预测研究进军（田毅鹏，2021）。“发展问题”有望迎来新的研究高潮。 但“共同富裕”并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同义反复。处理好“分配”问题对实现共同富裕同样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就明确了这三种分配之间各有功能、互为补充的关系。社会学在研究“分配”问题上同样是行家里手，甚至积淀更为深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在发展中呈现出发展阶段的“三期叠加”（李培林，2021a），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阶层差距。以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转型社会学”为例，当时最为热烈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国家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主要力量在形塑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Szelenyi&Kostello，1996；刘欣，2003）。在高峰时期，有学者甚至希望可以通过研究市场转型，构建“新古典社会学”，探讨“现代性的起源”，从而重访和反思“古典社会学”的理论预设甚至重建整个社会学的经典传统（Eyal et al.，2003）。 然而，除了中国的“市场转型”与作为比较对象的中东欧国家在政治轨迹上完全不同之外，“转型社会学”过于关注市场转型及其后果。很大程度上由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只是进行了经济制度的“单向改革”，“转型社会学”并没有给予“社会供给制度的转型”以应有的重视（吕鹏，2012）。最近十年这一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这种改善已很少打着“转型社会学”的名义，而更多地被归为福利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的研究范畴。以推进共同富裕为契机，“新发展社会学”必须在关注“生产市场”之外，将“生产社会”和“保卫社会”纳入到核心框架之中（沈原，2007），而且，其起点至少应该回溯到市场转型开始的那一刻，并与发展问题牢牢绑定在一起。 共同富裕在实现路径上包括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分享蛋糕三个层次。做大蛋糕其实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分好蛋糕包含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个环节，前者的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后者则是由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各种调节手段实现分配正义。分享蛋糕主要讲的是第三次分配，在很多文件中主要被表述为鼓励企业通过捐赠、公益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三个层次都涉及社会学的很多经典议题，在一篇文章中难以面面俱到。从我个人学术兴趣的角度出发，本文将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在财富创造方面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在初次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财富创造、城乡关系与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过去几年里，大量农民因脱贫攻坚实现了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商品化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这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织互动模式驱动下，贫困人口把握发展机会、走出贫困的独特发展叙事（李小云等，2018），也是过去十年间最为波澜壮阔的财富创造叙事。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共富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首先是“结对依赖”。脱贫攻坚中一些项目的造血能力不足（胡振光、向德平，2014；杨小柳，2010；尹栾玉、崔辰淼，2022）；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之间尚未实现有效的连接、转换和相互支持（王春光，2021）。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协作结对关系调整后，一些外来大企业在原帮扶地的项目“结项”、机构和人员撤出，消费扶贫的采购力度也有所减小，当地产业能否快速形成自我经营能力、开拓新市场面临着挑战。其次是“资金紧箍”。脱贫攻坚阶段，大量资金的划拨和使用是以“户”为标准和对象进行的，基层政权的自主权很小，一些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邢成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