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化与总体论的必要性 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早已被深深地印刻进“改革文学”的谱系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其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蒋子龙也因之成为“改革文学之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价道：“写主动要求到濒于破产的重型电机厂任厂长，以铁腕手段进行改革的人物的《乔厂长上任记》，被看做是开风气之作；它在读者引发的热烈反响，从一个方面呈现当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独特关系。”①在众多类似的文学史叙述中，《乔厂长上任记》所开之风气，都指向“改革文学”的勃兴。而所谓“改革文学”，正是指“文革”结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农村现代化为主旨的作品类型。 但蒋子龙却对这一文学史美誉多有推辞：“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②事实上，自从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拜年》之后，蒋子龙便停止了工业题材的创作。在1989年3月28日给友人陈国凯的回信中，蒋子龙解释了自己为何选择在创作高峰期“激流勇退”。 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况改革之势迅速异常，“改革文艺”风起云涌，文坛已经热闹起来，少几个凑热闹的没有关系。③ 工厂生活曾经是蒋子龙最熟悉的内容。1960年，19岁的蒋子龙从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毕业，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成为一名正式工人。虽同年入伍，但1965年退役后再次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天重”)工作，直至1982年被调入天津市作协才彻底结束自己的工厂生活④。 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1979-1982年)对应着从“文革”到“改革”的过渡时期，其创作主题是继承与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状况，并应对工厂新出现的生产与管理问题。换句话说，与其工业题材小说血肉相连的“事实”(fact)/“实践”(practice)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与工业在改革时代顺延、调整与转型的初始历程。而19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改革完全超出了他以往的经验范畴，再加之他已告别工厂，“无法预测”，“没有把握”进而“知趣地沉默”就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既往文学史叙述所提供的认知方式，亦即将这些作品相当模糊地与1980年代以降的城市改革相连，进而将这些作品放置在一个此前时代截然断裂的“起点”位置上，是与实际情况存在极大偏差的。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蒋子龙进一步阐发了上述观点。 要说心里有个情结，那就是要在新的小说里为《机电局长的一天》正名，让人感到像姊妹篇。当时绝对没有“呼唤改革”的意识和雄心，1979年“改革”这两个字的使用频率还很低。如果使用了“呼唤改革”这样的词句，肯定是后来的事，为了拔高创作心态。⑤ 准此视之，以“呼唤改革”为阐释其创作，颇有些“倒放电影”的意味，即以后起的价值、趋势去评述此前的作品。而蒋子龙则“顺流而下”，将《机电局长的一天》定位为《乔厂长上任记》的“前史”，使得两部作品合成“姊妹篇”的样貌：前者刊于《人民文学》复刊后的首期(即1976年第1期)，既是蒋子龙“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小说，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⑥；后者虽创作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结束几个月之后，亦即创作于崭新的历史阶段，却与“文革”末期创作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在人物、情节与主题上有着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两篇小说的“姊妹”关系已为越来越多的论者注意，⑦李杨更是将《乔厂长上任记》的叙述方式往前推，视之为1959年出版的工业题材小说《乘风破浪》的复归。⑧ 长期以来，在面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创作时，难以摆脱社会价值较高、文学价值较低的二分式评价，本文则尝试总体性地论述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借此直面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内涵的内在关联，进而努力为理解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特征与价值提供新的阐释。 一、历史与文学的转轨：“老干部”变身“新人” 在剥离开“改革文学”的顺滑叙事后，便会首先关注到《乔厂长上任记》问世时曾遭遇两极评价⑨：一方面，天津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同志认为该作品对造反派干部郗望北的正面描写会削弱对“文革”的批判力度⑩；另一方面，《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的编辑部则对之大加赞赏。时任《文艺报》编辑的刘锡诚奉主编冯牧之命写下《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刊发于1979年11—12期《文艺报》(亦即第四次文代会专号)。刘锡诚在文中指出：“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11)其他支持意见也持相似观点，纷纷将乔厂长标举为“具有时代精神的先锋人物”(冯牧)、“铁腕人物”(刘宾雁)、“四化的带头人”(宗杰)、“新时期的英雄形象”(金梅)(12)，等等。经过文艺界主导力量反复的、高强度的集中论述，共识逐渐建立起来，即《乔厂长上任记》跳出了“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哀怨情绪，一改“缺德”文学与“向后看的文学”的创作路径，顺应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宣传需要，并且呼应了人民群众对于恢复生产的急迫心理。到了1985年，《乔厂长上任记》已被叙述为“壮哉斯人，壮哉斯文”(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