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以一种非整体的形式来应对欧阳江河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从研究的角度看，欧阳江河属于那种需要“研究资料汇编”同时又反对“资料汇编”的作者——注意，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一个书法家、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者、一个对音乐、美术、威士忌和红酒都有见解的鉴赏家。一个碎碎念的“老男孩”①、一个头发漆黑同时目光狡黠的“火星人”。②需要“资料汇编”的意思是，他必将在当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留下他的“令名”，传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他的传记、文本、访谈、评论，甚至是八卦绯闻的基础之上。反对“资料汇编”的意思是，那些整齐的分类法和貌似严密实则空洞的概念定义会将创造之门焊死，留给我们一具文学史的僵尸标本。所以我寻求灵动的对位法，能够将欧阳江河重新塑形，吹一口气，在他的分身和幻影里不是手足无措，而是能够一起蹁跹遨游，在多重的目光里看到“成千吨的自由落体，/以及垃圾的天女散花”③。 幸存者。这是理解欧阳江河长诗的一个起始之词。在长诗《悬棺》里，“幸存者”是反复被质询和拷问的对象。《悬棺》完成于1984年，其时中国当代思想和美学领域最重要的潮流“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寻根文学”的实践者如韩少功、李杭育、贾平凹等等，他们的作品里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最后一个”的形象④，这“最后一个”往往代表着某种即将消失的传统技艺或者文化，在一些缺乏深刻反思和自省的作品中，文化缅怀的意味大于文化重建的意味。如果将欧阳江河长诗中的“幸存者”与“最后一个”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幸存者”这一形象是非哀婉的、非叹息的、非牧歌式的。也就是说，虽然《悬棺》开篇也从“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术”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开始其叙事，但是，诗人没有迷恋这些元素所代表的那种政教秩序和文明形态，恰好相反，他汲汲于拆解和重构。所以书写的景象不过是“无字天书”，而“五行遁术”的目的是“走吧，离开此时此地。离开他人，也离开自身”。幸存者只是对“死亡”的一种延续。1984年欧阳江河应该没有读过列维纳斯，不太可能了解其“面对死亡我们一无所能”的观点⑤，但是他却在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列维纳斯的反题：幸存者在死亡的延续中并非一无所能，至少，他可以通过对词和文字的重组和拆解来展示一种启示：“这个启示将是唯一的启示……/这唯一的启示与诞辰俱来，留末日独去。”⑥ 让我们在“幸存者”这里稍微停留。幸存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原型，中国的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将自己牢牢地锚定在幸存者的位置。他在幻灯片事件中觉知到了幸存者的使命，虽然他一再犹豫“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也许还有罢”“仿佛内心里有鬼似的”。幸存者由此变成了一个历史结构的产物，并被这一历史结构反复塑造出来。如果说鲁迅表达的是“辛亥一代”幸存者的历史知觉，那么，北岛表达的就是1970年代幸存者的历史知觉。在北岛的代表作《回答》中，幸存者作为充满了希望的延续——恰恰不是欧阳江河的死亡的延续——成为一种进步论和未来想象的注脚。在这里，欧阳江河第一次将自己与北岛这一代区隔开来，他不抱有这种乐观——虽然在1980年代这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但欧阳江河对历史的“反复性”⑦——这一“反复性”不仅仅是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司马迁和鲁迅意义上的——的体认让他意识到了一种延续性的恐怖——“你，幸存者，除了谎言还能说出些什么”⑧。对这一“谎言谱系”的切肤之痛也许构成了欧阳江河诗歌词源学的起源：他必须不断地使用反词。“反词”在这里不仅仅指向一种词汇表，同时也指向一种结构诗歌甚至是思想的方式。幸存者不能成为一代人的雕像，这依然是集体主义的癔症，是一种纪念碑式的自我感动，欧阳江河要进行一次清洁仪式，才能完成幸存者的蝉蜕。这一仪式在《傍晚穿过广场》里得以完成，历史再次反复，而幸存者从这一反复的铁网中“漏”了出来： 我没想到这么多的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 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 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傍晚离去 或倒下。 他决定“一个人走过广场”，巨大与渺小构成了一种反讽的画面，但是却有撼人的力量。幸存者真正成了一个亡灵，正如那复活的恐怖又亲密的场景：“在他死后三天，或从死的那一刻开始——他穿着编织精良，缠绕包裹的衣服，维持着最最优雅的习俗，在我们内心深处答复着我们。”⑨幸存者现在半生半死？他要去哪里重新获得“答复”和“交谈”的能力/权利？ 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路标。幸存者沿着这个路标将进入一个新的当下。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中，市场经济几乎构成了全部书写的背景和历史生发的地基。但显然，如果从《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诗作来看，欧阳江河并不愿意将“市场经济”处理为一个若隐若现的幕布式的存在，相反，他直接将其设置为“主题”，不是“人”在市场经济的舞台或者幕布前活动，而是市场经济取代“人”，并活跃在舞台的中央和幕布的前台，“人”退而成为布景和烘托，传统的主客关系几乎全部被倒置或者拆解了： 在口号反面的 广告节目里，政治家走向沿街叫卖的 银行家的封面肖像，手中的望远镜 颠倒过来。他看到的是更为遥远的公众。 市场经济作为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重申其合法性的关键性配置，在其时的历史语境里已经面目暧昧。1990年代的知识者虽然一方面对市场经济所可能带来的“开放自由”抱有期待，另外一方面又因为思维惯性和既有意识形态规训的延续，对市场经济抱有道德上的怀疑甚至恐惧。欧阳江河也许是第一个将“市场经济”作为诗歌主体进行书写的诗人，并且使用的是带有战略建构意味的长诗形式。这是欧阳江河的一次“正面强攻”，这一强攻摆脱了立场和派别可能带来的道德预设和意识形态偏见，而是将市场经济视为一个历史的活体。现在，它被召唤出来了，“省吃俭用的计划经济的政治美德”也许会第一时间被“银行家举手反对”。更核心的是，“花光了挣来的钱，就花欠下的。如果你把已经花掉的钱/再花一遍，就会变得比存进银行的更多/也更可靠”。这是我读过的对“市场经济”和“债务定律”最精彩的诗歌表达。我们在此无法判断欧阳江河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原则，也许他唯一的立场和原则就是如艾略特所言的“文学必须不断地跟随当代世界一起改变”⑩。也就是说，“当代性”构成了欧阳江河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仅是政治的，更是历史和美学的。在“当代性”中，需要注意的不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陈述”，而是斩断“词”与“真”之间的固定语法联系，在“虚构”的意义上来将“当代性”表征为一种新的词语排列和语法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具有方法论的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