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代表作在近年的集中再版是当下文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①这表明，自1978年的“浩然重评”现象至今，浩然的文学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他并没有真正离场。如何理解浩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而遗憾的是，研究者大多以浩然为材料印证自己预设的观念，结果一次次落入站队式研究的模式。浩然被抽象为一个文学符号，成为不同知识立场缠绕的扭结点。作为曾经被树立为文学样板的“一个作家”，他的遭遇实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的普遍问题。 面对浩然现象，无论是程光炜提出的整合“新时期文学视角”和“七十年代视角”，“从七十年代再出发”的方案，②还是贺桂梅寻找的“在‘金光’或‘魅影’之外谈论浩然的方式”，③无不提醒我们走出狭隘的历史观，走出新启蒙范式设置的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地上”和“地下”的对立，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理解浩然以及70年代文学。受此启发，笔者试图通过引入“阅读史”的理论与方法，规避在“文学”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转而以“阅读浩然”这一历史现象和社会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口。 阅读史是西方近30年来新兴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关心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讨论阅读的方式和读者的心态；其三是分析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④本文即试图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探讨浩然在70年代如何被阅读，以此勾勒支撑浩然作品广泛传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呈现70年代阅读史的复杂面向。 一、作为“地上文学”的浩然作品 1972年5月7日，叶圣陶在给叶至善的家书中写道：“昨夜浩然来，谈了一小时许。《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人文’和‘北京人民’两家共印一百万册。有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每地以十万计，即为一百三十万册。”⑤由此可见，《金光大道》仅初版的印数即可达230万册，整个70年代，《艳阳天》《金光大道》均是一再重印，其最终的发行数量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 笔者关心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图书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印制完成？这些书籍又如何到达全国的读者手中？这关系到对书籍制作、流通环节的考察，通常不在文学研究的视野内，却是阅读史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相对于书籍的内容，阅读史研究更关注书籍的物质形态。它不仅涉及传统文献学的范畴，还意味着把书籍的制作和流通看成社会分工的结果，设想了一套涵盖作者、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书商、读者的传播线路系统。⑥目前对70年代文学的研究，不论是情感还是理论上，重心都在挖掘反叛性的“地下阅读”和潜在写作，而往往以简单的价值判断的方式处理“地上文学”。其实，对于理解70年代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而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地上文学”反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一套体系如何运转，就隐藏在叶信“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之说里。 通过《金光大道》初版本版权页可知，承担一版一印任务的印刷厂全部集中在北京。70年代的出版物种类不多，但政治学习材料以及类似的畅销文学作品印数极大，动辄以百万为计算单位。若只由北京供应全国，既不能适应需要，也会增加图书运输、发行的成本。这样，区域出版生产力与全国性的出版物需求以及图书发行的成本之间就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供需矛盾，国务院出版口1972年8月专门下发文件，推行跨地区租型，分区协作印制的办法。叶圣陶所讲的，正是出版史上这一特殊现象。 《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印刷早于出版口的文件，或许带有试验的成分。不久后，分区协作印制的政策在正式文件中被落实下来。图书取自中央出版单位出版的全国需求量很大的部分图书，北京之外，另设上海、山东为印刷点，并将全国分为8个“协作印制区”，每个区推出一个省负责与中央出版单位联络，召集本区的印制计划。供型书目发出前，中央的出版单位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商定每种书的印数，再分配到其他印制区。文件要求分区协作印制的数量要除去北京发行所的分配数，即印制北京发行所供应不足的那一部分。⑦ 为了标示“身份”，记录版本时，租型印制图书的版次按照原出版者的记载，记载原出版者和重印者的名称，如“1972年5月北京第1版/1972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这种版本的印刷时间并不统一，且略晚于一版一印本。据笔者查阅的版本，山西、四川完成于7月，辽宁、安徽在8月，河南在9月。《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后，“各省出版社租型印刷都供不应求”，⑧想来各省读者接触的多是此类本子。中央供版、地方租型、协作印制，实质上是通过中央出版社让渡部分版权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印刷生产力的调度。 印刷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便要考虑如何把书籍从印刷厂运送到书店，进而送交到读者尤其是工农兵读者手上。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普通读者的阅读记录，这些隐藏在各类回忆性文章中的“边角料”，因为可以揭示接触书籍的情境，反而变成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材料。 在笔者梳理相关材料时，两位边疆小读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蒋晓华70年代生活在“新疆兵团农四师六十五团场最偏远的八连，图书这种资源十分匮乏，找书十分困难”。他在团部住校的姐姐每周六从学校图书室借阅小说带回家，周日下午带回去。他凭借这种方式，在小学和初中时期阅读了包括浩然作品在内的许多流行小说。⑨而另一位小读者潘小松少年时期“在闽北的一个前线小岛上随父亲过着军营生活”，小岛上有一家公社一级的新华书店，当时公开出售的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为数不多的文学书籍，他因此对阅读浩然记忆深刻。⑩从北国边疆到前线小岛，从学校图书馆到公社书店，这种散点式的阅读个案并发，显然不是遵循西方世界“书商”的商业法则，而体现着一套依托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发行体系在井然有序地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