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4-0130-09 引言 作为“同时代”中国文学观察者的大内隆雄 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一样从中国新文学诞生之初就对其表示出密切的关注。1949年以前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过程显示出极强的连续性、动态性与同步性。关于20世纪中日文学的互译与传播，中日两国学者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尚未对翻译文学作为异文化交流的“同时代史”价值给予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以往单向度的视角往往容易忽视中日文化交流的互动性与双向性。因而，对于“同时代”日本是如何译介和接受“同时代”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问题，亟待从时代语境、译介路径、传播媒介等视角进行专门的考证和研究。 本文所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大内隆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活跃在上海和伪满洲文坛，曾将创造社作家群体以及伪满地区作家群体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日语，并在《满蒙》《支那》①《书香》等在华发行的日系报刊上进行介绍。大内隆雄，本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福冈。1921年，时年14岁的他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随后就读于长春商业学校并开始学习汉语。1925年3月毕业后，他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文简称满铁)”资助入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在上海求学期间，作为东亚同文书院文化考察教育环节之一，大内隆雄曾与森本辰治、日高清磨瑳、中崎一之组成“华南、滇越南沿线经济调查班”，于1928年5月至7月对汕头、厦门、香港、广东、云南、台湾进行了旅行调查。1929年3月毕业后，大内隆雄回到大连，进入“满铁”就职工作。②大内隆雄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当时在中国展开的左翼运动持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时政报道与文艺评论。其中与政治经济有关的时论以山口慎一的本名发表，而文艺时评以及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译介则多以大内隆雄的笔名发表。1932年年末因其左翼思想倾向被检举而遭“满铁”解雇。返回东京暂住一年后，大内隆雄于1935年再次回到中国东北。随后，他将自己关注的重心由时事政治转向了文学领域，再度开启文学评论与翻译活动，积极向日本介绍中国文坛发展的最新状况。这一系列翻译和评介活动，不仅有助于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也能提供一种域外视角帮助我们重审原作被遮蔽的同时代的共性价值。 系统梳理中日学界对大内隆雄译介活动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既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他20世纪40年代对伪满文坛作品的翻译。③近年来，日本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纪念中心的石田卓生，结合日本外务省的第一手外交史料，梳理了大内隆雄在东亚同文书院的求学经历并详细考证了他从事左翼活动而被捕的经历，指出“满铁”退社是大内隆雄开始积极转向文学翻译的一个转折点。④而事实上，1935年之前的翻译活动及其译作不仅仍有未被关注的缺漏，而且对于理解他后期完全转向翻译活动的职业选择而言，存在进一步补充讨论的空间与必要。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聚焦于1925年至1930年间大内隆雄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求学时期所从事的翻译活动。旨在通过对这位极具代表性的中日同时代文坛“中介者”在上海留学时期对中国现代戏剧作品译介情况的梳理，一方面试图厘清大内隆雄在此期间对戏剧产生兴趣并积极向日本文坛译介中国戏剧的背景与动机、底本与路径等译介史实问题，进而说明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与之后其以翻译家作为他职业选择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揭示一段中国戏剧作品经由在上海留学的大内隆雄之翻译而被译入同时代日本的过程，来阐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艺作品与同时代日本何以能够产生“共振”的历史因缘。 一、内山书店的“沙龙体验”与《万华镜》中的戏剧活动 大内隆雄的文学翻译活动虽以1935至1945年为高峰期，但却肇始于上海求学时代。这一时期，大内经常光顾内山完造经营的书店。20世纪20年代的内山书店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吸引了很多中外文化人士，而在沪的日本文人也多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与中国文化界展开交流。以书店这一公共空间为载体，逐渐诞生了被称为“文艺漫谈会”的文化沙龙。店中附设的茶座便是“文艺漫谈会”的专用场所。此外，定期编印的沙龙杂志《万华镜》，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 事实上，在文艺漫谈会频繁开展活动之前，以内山书店为纽带于1923年成立的“支那剧研究会”则被认为是文艺漫谈会的“前史”。⑤该会成立后，于1924年9月创办了会刊《支那剧研究》，发行人为内山完造。作为内山书店经营者与文化沙龙召集人的内山完造，曾言及“支那剧研究会”的会刊《支那剧研究》与沙龙发行的《万华镜》都是文艺漫谈会的分身。⑥如果将内山书店的文化沙龙视为一个具有延续性与多样性的整体，那么“支那剧研究会”及其后来的“文艺漫谈会”则可视为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组织形式。“支那剧研究会”及其刊物所形成的“北京―上海―日本”交流网络，事实上为内山书店文艺沙龙的开设与后来《万华镜》的创刊奠定了人际网络的基础，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办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