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杭州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期间不务正业，痴迷文学，写了不少自以为是“诗歌”的文字，变换笔名发表了一些，还收集了不少校园文学作品集和校园文学刊物，其中大多数为诗集和诗刊。毕业后，我多次搬家，辗转南北，一大半校园诗歌材料不知下落。转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将近三十年，写过的诗歌研究方面的论文只有三篇。最近几年，因为集中研究当代文学史料，我又陆陆续续淘得一些80年代校园诗歌的原始材料，竟积两百余种。这些诗集和诗刊多数为油印品，少数为铅印品。翻阅这些材料的过程，犹如童年时从冷却的灶膛里掏出灶灰，灰堆的底部常常有星星点点的余烬。这些火星一样的记忆，在明灭之间点亮时光流逝的感伤，触发80年代的青年对于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的怀想。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给当时的年轻人内心注入的激情，具有鲜亮的80年代气质。不少校园诗歌形式比较稚嫩，但敢于表达，敢于尝试，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有很强的在场感，那种浓厚的青春情愫和校园氛围形成强大的精神气场，就像《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经由秘密通道把我们传回到记忆中的“80年代”。 一、被诗歌聚拢的青春 诗歌是80年代大学生最为热爱的文学文体。诗歌在80年代的繁荣不是偶然现象，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诗歌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诗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诗作中汇聚了复杂的时代情绪和奔腾的时代声音。诗歌如同精神磁铁，将爱好诗歌的大学生紧紧地吸附在一起。诗歌如同火把，点燃了他们的热情，也照亮了他们内心对于未来的期盼，对于美的求索，对于“无用”但崇高的理想的执著。诗歌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集体爱好，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院系的学子被诗歌聚拢起来，沉浸于“集体做梦”的精神游戏。他们在诗歌中拥抱阔大而自由的梦想，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借助诗歌的激情和灵感，年轻的学子们超越世俗的羁绊，仰望星空，叩问生命的神秘与精神的奇妙。在物质并不丰富的环境里，诗歌与理想给少不更事的少年们带来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目光摆脱了现实中的算计与得失，专注于远方与未来，即使在物质方面像崔健唱的那样“一无所有”，但在精神领域和想象世界里有无限的可能性。朱子庆为此还提出了一个陌生的词——“诗托邦”，他认为“那时候中国大地上无数的高校诗社，无数的热血青年诗人，不，可以说整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家国，就是一块令人神往而圣洁的‘诗托邦’”①。 那时大学校园里所有的诗歌活动都有一种节日氛围，诗歌朗诵是各种文艺晚会的必备节目，专门的诗歌朗诵会也能吸引很多观众，海报栏和食堂门口经常贴有校内外学生自费油印的诗歌报刊。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2年编印的《大学生作品选》就专门设立一个栏目“首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获奖作品选”，包括沈群的《船》、胡迎节的《向着东方放声歌唱》、肖峰的《妈妈，原谅我吧》、王勇的《寄未名湖》、集体创作的《河流》、唐小兵的《赠》、骆一禾的《战友与青春》、章立峰的《要求》、卢新智的《绿色的梦》、葛敏的《苹果树》等诗作。连续举办多届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诗歌影响了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细节中都有悄然渗入的诗歌元素。记得我们同班有一位同学在寝室里接待两位同乡的女生，自我介绍的开场白是“我爱好文学”。在那个年代，诗人和作家自带光环，“爱好文学”是品位的标志，记得有不少同学送给男朋友、女朋友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诗集。翻看80年代大学生的毕业纪念本，诗歌在同学赠言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大多数为自创短诗，还有一些抄录国内外的著名诗篇。旅游经济专业和我同级的老乡魏志锋(笔名魏棋宇)跟我一起参加过各种诗歌活动，他后来的工作跟文学一点也不沾边，却把诗歌当成了一生的兴趣，出版了《千手观音》等四部诗集。 在80年代大学校园中，诗社和诗刊就像巨大的旋涡，把诗歌爱好者卷了进来。诗刊和诗社相互伴生，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诗歌往往以油印诗歌报刊和诗社为集结平台，综合性大学以中文系学生为创作主力，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其他院系的诗歌爱好者。徐敬亚回忆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就在1979年春夏之交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七七级、七八级离校后，社团的框架基本得以保留，再次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出发点。这一批继往开来的诗人群体的成长期，大多数在大学里完成。而伴随着诗的中兴(1985-1988年)，大学校园又形成一次小小的高潮”②。吉林大学的诗歌创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成立了“言志”诗社，并于1979年5月印行《赤子心》诗刊，刊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兰亚明、邹进等人的诗作。1983年9月，吉林大学80级经济系苏历铭、80级哲学系包临轩牵头成立北极星诗社，并印行《北极星》，刊发了校内诗人不少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每个学校和每个文科院系几乎都有文学社和诗社。我在杭州大学就读时，影响较大的就有树人文学社、晨钟诗社、中文系的飞来峰文学社、历史系的沧浪诗社等，全校性的文学社和诗社每年都会组织文学或诗歌征文大赛，“咖啡夜”诗群也会在校园举办小型的诗歌聚会，还有很多存续时间不长的诗社或诗歌小组。油印的同人报刊更是遍地生长，不少爱好诗歌的人都有用铁笔亲自刻写蜡纸，推动滚轮油印自办报刊的经历。 80年代大学生自印诗刊和诗集，有些学校的团委会给予部分经费支持，绝大部分还是由学生筹集经费。1985年5月复旦大学学生创办的《复旦风》覆盖多种文体，设有“诗耕地”栏目，该刊创刊号“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若要问我们办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一个字：难。现在是办事难，办事业难，办规规矩矩的事难，书生去办正正经经的事情更难。有时，我们忿忿于自己的无能，一个芝麻般大小的事情会让人泡上一星期。我们至今还相信，真诚与坦率是开启一切的钥匙，可是那些令人沮丧的结局却让人反思：我们该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上立足，为社会做些事情，在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上取得最佳效果。”“一位外文系德语专业的同学为了帮助本刊抄写一篇上万字的稿件，从晚上九点一直抄写到凌晨七点。由于经费短缺，好多编辑在付出艰苦劳动的同时，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助学金中垫出钱来，联系、采访、接待，他们唯一所期待的，就是事业的成功，奋斗的快乐。”③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为潘洗尘编选了诗集《多情的天空》，高殿江在“编后记”中有这样的说明：“《多情的天空》，是我校第一次为成才学生出书，通过这本书的印发，我们相信会对我校学生成才冒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