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问题。教育史学家们通常认定西周的“辟雍”或“大学”等机构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起点(曲士培，1993)，个别学者甚至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应该从五帝时代的虞舜时期算起(袁长青，2009)，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于稷下学宫(王志民，199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起源于汉代的太学(熊明安，2002)。但问题是，不同的学者都没有给出其结论的依据，没有说明这些机构为什么属于高等教育机构。 这里所列举的高等教育四种起源说，即“虞舜说”“大学说”“稷下学宫说”和“太学说”，以“大学说”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学界用“大学”一词来翻译university以后，将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史的起点锁定在西周更是显得顺理成章。但是需要注意，大学一词在古代和当下是有重要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西周的大学，有不少历史记载。《礼记·王制》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礼记·王制》载：“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大学)；出征，执有罪返，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礼记·乐记》载：“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周礼·诸子》载：“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郑玄注：学，大学也，射，射宫也。)《韩诗说》载：“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白虎通德论·辟雍》载：“大学者，辟雍，飨射之宫。” 从这些记载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的大学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或场所，似乎所有宗教、政治、军事和文化大事都在这里举行。所以，杨宽指出，西周的大学“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为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大学并不是一个教育机构，至少“没有专门化，是和贵族的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杨宽，2006：243)而且，大学即使具有一些教育的功能，其教育内容也以礼乐和军事训练为主，如杨宽所说，“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杨宽，2006：24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记载中，即使提到教育或学习，往往也是排在最后；或者说，对大学而言，教育功能其实最不重要。关于大学“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祭祀俘虏的地方”或“基于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一”(梅汝莉，2013：85)的论述，已经将大学先入为主地定义为教育机构，然后论证其教育功能。如果相信古人的记载，如上所述，大学、辟雍无非是一个礼乐射御及祭祀之所。至于教育功能，完全是从这些活动本身衍生出来的一种功能。对于国子而言，他们首先有资格参与这些重大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仪式，同时这本身也是一个观摩、学习的机会，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同时，相关的负责官员给他们讲授相关的礼仪和知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当时的教师被称为“师氏”和“保氏”。“师氏”是“掌以媺诏王”的官员，同时负责“以三德教国子”；而“保氏”是负责“掌谏王恶”的官员，负责教授“六艺”“六仪”。 所以，大学首先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更谈不上是高等教育机构，只是在众多功能中附带了一些教育的功能。而且所谓教育，更多是礼乐教育，并非文化和知识教育。如吕思勉所言，“古之言学校者，皆重行礼视化，非重读书讲学问也”(吕思勉，2000：154)。 除了具体的史实讨论，还需要讨论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活动才能被视为高等教育?什么样的机构才能被视为高等教育机构?甚至还需要以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基础，即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应当具备哪些要素?需要哪些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应首先有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的大致标准，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讨论高等教育的概念和定义，但不妨从经验出发，将教师、学生和知识视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前提。教师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学生是学习特定层次知识的学生；知识应是高深的知识，而不是普及性、基础性知识。而且这三者都是社会的存在，教师和学生意味着两种社会角色，高深知识也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的存在。简单地说，高等教育是以高深知识为基础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活动。必须有一个掌握(及创造)高深知识并从事传承这些知识的教师群体和一个愿意学习这些高深知识的学生群体，才有可能产生高等教育。高深知识、教师和学生，这三者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缺一不可。当然，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但是高等教育机构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往往是随着高等教育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成形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是高等教育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早期的高等教育活动未必一开始就具备明确的制度化形式。所以考察高等教育起源时，不必过于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形态。 本文以下部分将从高深知识、教师和学生三个基本要素出发，探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源头。 二、高深知识的出现 高深知识与普通知识不同，具有系统性、专门性等特点(陈洪捷，2006)。或者说，高深知识是理性思维的产物，是人类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的，是人类知识水平的一种飞跃。那么，中国的高深知识产生于何时? 中国可考的历史大约从夏商周开始，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1年)之前的大约2000年中，虽然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明，但似乎并没有出现基于理性思考的系统知识。应该说，限于语言文字、书写媒介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理性思维的水平，西周之前尚未产生系统的思想和高深的知识系统。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了一批哲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伟大的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和思想，而且影响深远。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