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关键时期，并且正由要素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改变。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经济运行到一个拐点，为了寻求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1]。我国实行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特定时期的人口红利，相当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力成本不高，对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等，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加之要素驱动发展模式，迅速扩大了投资规模，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红利对经济支持作用逐渐减弱，单纯依靠要素驱动模式已不再适合经济的高速发展，创新驱动模式成为当下时代必然。 早在2014年，双创概念的提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潜力，推动了一些新兴科技的出现。现阶段，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项国策，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据《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在全球排名进入前十五名，名次已四年持续性上升，是进步最快的中等收入国家。而创新的必备要素之一，是具有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创新人才源自教育支持。作为孕育人才的集中地，高等教育承载着人才兴旺的重担。为此，2015年8月，中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成为高校发展的新契机。在创新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是优化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层次、提升高等教育内部实力的必然举措，也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家创新发展能力的本质需求。那么，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地区的创新效率，在作用过程中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又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在创新驱动背景下，这些问题若能得到解决，将对政府在调整“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过程中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对合理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检视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以要素投入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经济实力得到突飞猛进。但是，长期的要素投入也使得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着经济持续发展，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必然选择[2-3]。 创新效率是形成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如何提升创新效率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区域创新效率是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与产出的转换效率，反映着区域创新系统对资源配置程度及使用成效[4]。当前学界关于创新效率的研究颇多，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创新效率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许多研究者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种维度构建，将R&D人力和R&D资金投入作为创新投入[5-6]，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创新产出[7]。就具体研究对象而言，比如高校，学者对创新效率指标体系进行补充，一般创新投入并无异议，增加国家级奖项数、学术论文以及学术专著数作为创新产出[8]。二是在创新效率的测度方面，与之前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不同，现在学者更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探究科技创新效率[9-10]，部分学者采用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11]、EBM模型及DEA-Malmquist指数[12]等研究方式测算创新效率。 “双一流”建设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承载了加强人才队伍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任。梳理已有文献，较多学者关注点多集中在“双一流”大学的创新效率研究。吴杨等学者运用以产出为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了“双一流”建设大学基础研究的创新效率，挖掘了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13]。马聪颖，吴宏超通过研究发现“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提出后，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高校科技创新效率出现波动下降的现象[14]。吴颖、崔玉平基于长三角的微观数据研究上发现高校科技创新技术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朝着区域一体化发展[15]。也有学者探讨了“双一流”大学建设对区域创新的积极影响。魏芳芳等人基于国际国内中文数据库中的“双一流”大学科学出版物比较，发现我国大学发表的文章绝对总数有所增加，“双一流”大学发展迅速，对科技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6]。徐飞发现“双一流”建设通过培养高端人才，促进创新驱动发展[17]。王淑敏等人通过阐述高校“供给侧改革”，助推“双一流”建设，从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18]。 上述研究从经济转型阶段为切入点，对创新效率、“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创新效率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索，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已有研究多是集中在“双一流”建设自身机制领域，抑或是关注创新效率测度以及所受影响因素，二者相结合的研究较少。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多采用传统计量模型方法进行区域创新效率的探索，实证研究还留有空间。鉴于此，本研究以全国31个省份加上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改进和完善“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更好地推动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估算方法与样本分组 本文主要研究2015年颁布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按照刘瑞明、赵仁杰[19]曾提过的思路而言，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传统的单差法，以此来判断该政策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区域的创新效率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简单利用单差法较大概率会使测量结果高估。故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下避免了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可以准确估计出政策净效应。 “双一流”大学建设自2015年8月正式拉开帷幕，由于政策是面向全国实施，因此我国内地31个省份就是理想的实验组样本，而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未实施“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则作为控制组。这样的分组方式借鉴了陈琳、夏俊[20]的研究方法，实验分组对象之间差异不能过大，同时也是考虑到政策非内生性因素，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不受2015年“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影响，即政策选择对象没有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澳门的样本量和相关数据的缺失，最终控制组的样本选择是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为了控制外在环境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获得“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净效应。通过借鉴吴昌南，张云[21]的思路，建立适用于本研究的双重差分模型。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