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3 一、引言 面对存在的多重含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对存在问题的探索中普遍采用了“存在的类比”(Analogy of Being)学说来建立各含义之间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秩序的关系，由此确立了存在含义的中心点，明确了主词对于谓词、实体对于偶性的优先性。因此，形而上学也从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探讨转向了实体理论的建构。存在的类比学说也进而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核心哲学理论之一，这一学说的延伸意义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丁耘新近出版的《道体学引论》中，类比学说及其存在论传统就与该著所倚重的新柏拉图主义太一论传统形成了呼应关系。(参见丁耘，第16页)该著对西学传统处理的入手点即在于澄清太一论和存在论，以及柏拉图主义传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该著集中讨论了一与存在/是以及一与多的关系，试图以太一论来整合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其实，存在论传统尽管以存在问题作为核心议题，但同样包含了对一与多问题的回应，而存在的类比学说正包含了存在含义中一与多的结构，并与太一论形成了不同的神学系统。因此，两者的区别仍在一与存在/是的关系中。如以后世来看，相比存在的类比学说及其存在论传统，新柏拉图主义太一论则更受一神教传统的青睐，因其更有利于建立受造物和上帝的等级秩序及其创造论体系，并由此构造上帝相对于受造物的超越性和内在性。而存在论及其所代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则不得不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改造下，才被伊斯兰神学与天主教神学所吸纳。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以所谓的“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作为检视西方思想的关键，正切中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神学的张力与统合关系。(参见海德格尔，2011年，第63页)相较太一论，存在的类比学说背后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才是一神教传统真正难以统战的希腊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院哲学所面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思想挑战，要远大于奥古斯丁所面对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挑战。毕竟教父思想不可能直接催生近代哲学的出场，而经院哲学却走向了瓦解并酝酿了近代哲学的革命。这一命运结局的差异就已经说明了经院亚里士多德主义神学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困境，同时意味着面对一神教启示神学的来临，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新的神学语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力，这两种希腊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性也就因此得到了深化。 因此，存在论及其类比学说在13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因两者的根本异质性而获得了极高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试图正面迎接这一挑战，改造类比学说以便建立受造物和上帝的形而上学关系，从而将实体与偶性之间平面性的类比关系，竖立为受造物与上帝的垂直类比关系，由此试图实现存在论系统与神学体系的整合工作。(cf.Wippel，pp.543-571)然而，这两种类比性从根本上是绝然不同的。因为上帝不能被完全置入实体与偶性的结构之中，不是属相与范畴，他甚至逾越了存在本身，同时还具有绝对的无限性、不可理解性与遍在万物的内在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存在论框架中上帝与受造物的类比关系会造成崩溃的原因。 这一整合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与基督教神学差异更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神学获得了系统和解，两希文明最为根本的张力与综合即体现于存在论和启示神学的综合之中。与东正教和犹太-阿拉伯传统不同，西欧拉丁文明的根本天命在于，它必须同时接受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双重召唤。希腊哲学在其他一神教传统中(如东正教传统、犹太-阿拉伯传统)所造成的危机感，远远逊于对西欧拉丁神学的影响。因此，跟随启示宗教还是跟随亚里士多德就成为重大的生存论问题。在启示神学对希腊哲学的统战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异性被逐渐放大，并亟需新的系统性整合。 为了吸纳亚里士多德主义，存在的类比性就在神学语境下获得了全新的用途，即可以用来解释受造物与上帝之间的相似性关系。而无论是相异的歧义关系(Equivocity)还是相同的单义关系(Univocity)，都无法承担这一相似性的建构工作。类比学说不但能够保证人类可以从受造物出发获得对上帝的自然认识与自然神学，还可以同时保证上帝的超越性，即我们的自然能力不能完满且充分地理解上帝的本质。面对不可理解的上帝，类比学说在充分认识上帝和完全不能接近、不能理解上帝之间，构建了平衡的中间道路，即我们可以比例性地形成对上帝的认识，但这一认识终究是有限的、不完满的，故而只是相似的，只是基于上帝的形象(Imago Dei)，而非相异或相同。 托马斯主义对存在类比学说的改造，的确在类比的存在论和神学之间建立起平衡。但这一平衡很脆弱，上帝超越性要求突破存在论框架，上帝内在性又无法在类比性中获得保证。因而，这一学说很快在阿奎那之后被主流所抛弃。(cf.D'Ettore，pp.18-180)①我们发现，作为距离阿奎那最切近的两位转折性神学家，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与司各脱分别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于神学动机而拒绝接受存在的类比学说不约而同地采纳了存在的单义论。单义的存在论或者被纳入太一论的框架，或者内化成为人类心灵的内在确定起点。此后，神人关系被代之以神性中密契的合一，或者理智中相同的起点却在实在中根本相异，隐藏的上帝及其造物的富有弹性的相似性结构也因而不复存在了。 埃克哈特、司各脱与奥卡姆的唯名论传统对存在类比学说的共同抵制，分别得到了不同研究传统的重视，却很少被人视为同一思潮的产物。由于它与传统存在类比学说的根本区别及其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们将之合并称为“单义性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原因不仅在于这些不同取向包含了崭新的思想特征，还在于他们联手共同埋葬了传统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路向，并由此构造了近代哲学革命的前提，成为近代思想最为切近的开端。尽管这些单义性道路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但为什么它们不约而同走上了通过单义性学说来反抗类比学说的道路，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因此本文认为，这一隐秘的哲学史线索值得充分展开，因为它不但能够检视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存在论之间的内在张力，还是理解中世纪思想向近代哲学转型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