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来，民粹主义的反抗性政治跨越了制度与文化的差异，从俄国、美国到拉美，再到东亚与东欧中亚，广泛出现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然而，民粹主义在实践层面的丰富多样性并没有为确定它的统一定义提供便利，民粹主义要么被解释为唯一一种诉诸人民群众的运动与学说，要么被看作一种建立在纯洁大众对抗腐败精英基础上的“薄意识形态”，要么被描述为一种标榜人民至上并挑战既有秩序的政治现象。大部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展现了民粹主义这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反建制政治的基本面向，学界的理论分析也主要是从社会维度切入，关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讨论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社会运动、政治逻辑或政治策略等方面的表现。然而，国家维度之下的民粹主义却与众不同，它与国家的发展选择和制度安排直接关联。拉丁美洲提供了观察民粹主义如何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佳视野。 民粹主义之于拉丁美洲，是一种充满着历史韧性的独特体验，一种形塑独特政治景观的发展选择。它自20世纪初登上拉美政治舞台之后就不曾离开，其间掀起了多次高潮，成为民粹主义的世界性实践中最具区域性和连贯性特征的范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大大小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差异性、多样性显而易见，但是在后殖民时代，能够超越差异将各国集结到一种地区性共同体验之中的，恐怕非民粹主义莫属了。因为“民粹主义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拉美政治中最具渗透力的政治意识形态”①，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有过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的民粹主义实践，它们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或多或少吸收过民粹主义的成分，而拥有世界性或地区性政治声誉的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更是数不胜数。在一百多年周而复始的体验中，民粹主义与其说是拉美现代化过程中的常客，不如说是其底色；与其说它是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不如说是其基本构成。 在拉美，民粹主义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选择，而是几乎整个地区的选择，这背后必有值得探究之处。而讨论民粹主义对于拉美的意义，无法绕开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拉美的发展受到殖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的形塑和20世纪中心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宰制，但又不完全是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断去殖民化、去西方化、去边缘化的过程。在拉美独特的、不断变迁的政治和文化景观中，民粹主义是最具自主性色彩的部分，它的经久不息反映了拉美国家在不同时期寻求替代性发展的努力；它备受诟病并且常常失败，却没有退出拉美政治舞台的任何迹象。理解拉美民粹主义的历史韧性及其独特样貌，是拨开拉美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迷雾、解读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二、兴衰之间：拉美民粹主义的代际更迭 民粹主义在拉美的出现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虽然在时间上要比俄国和美国晚一个时代，但是拉美民粹主义的持久性、连贯性与规模性是俄、美不能相比的，它代表着落后的边缘地带在现代化冲击下新生的一种政治形态。自20世纪初登上政治舞台后，拉美民粹主义历经数次高潮，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大潮中发展出经典民粹主义；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衰微、新自由主义强势植入的转型期衍生出一种新民粹主义；其后又因反抗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催生出一种被称为“粉色浪潮”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一百年间，拉美民粹主义完成了数次代际更迭，表现出令人目瞪口呆的历史韧性，“民粹主义一直没有消失，目前仍是拉美政治中周而复始的现象”②。几度兴衰之间，拉美民粹主义始终与拉美的发展选择紧密相联，它的经久不息蕴藏着一种探寻替代性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 (一)早期民粹主义阶段 从20世纪初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是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虽然一些学者并不把它称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但是民粹主义的出现已是势不可当。拉美现代化转型的启动非常早，自19世纪初获得独立后即开始了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近一百年的转型发展孕育了以城市工人、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新兴社会力量，传统阶级如农民和印第安土著也被现代化唤醒，形成了阶级或族群意识，这些处于考迪罗寡头政治之下的被统治阶级对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秘鲁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被称为“拉美民粹主义之父”，他于1924年率先创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即阿普拉党)，提出阿普拉主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③阿普拉主义越过秘鲁国界，传播到其他拉美国家，奠定了拉美民粹主义运动的左翼基础。与此同时，中下层大众的社会改革呼声在一些南锥体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回应，具有早期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府纷纷出现，如智利的亚历山德里政府(1920-1925)、阿根廷的伊里戈延政府(1916-1922)、乌拉圭的巴特列政府(1903-1907、1911-1915)和秘鲁的比林赫斯特政府(1912-1914)等在各自国家开启了民粹主义的最早实践。④这些民粹主义的早期实践推动拉美从寡头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不可逆的历史行程。 (二)经典民粹主义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进入真正的高潮阶段。之所以称其为经典，是因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此后拉美国家的民粹主义发展模式。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政策变革成为拉美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些堪称经典的民粹主义政策侧重于社会经济方面，包括政府干预、福利国家、进口替代、多阶级联盟、收入再分配等，它们既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更展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1929-1933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极大地挫伤了欧美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的拉美各国同样备受打击，拉美长期实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政策因欧美经济的崩溃而难以为继，出口导向的寡头制政权“面临着增长、分配、参与和合法性的四重危机”⑤。“这场危机促使拉美国家政府开始干预经济，从而涌现了新生的工业部门”⑥，尤其是轻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各国的广泛推行，催生了一个软弱但野心勃勃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也带来了一个政治上日益活跃的、强有力的劳工阶级。在魅力型政治强人的推动下，两个新兴阶级之间建立了跨阶级联盟，“这一联盟整合了企业主和劳工的利益，并向农业和土地寡头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⑦。拉美经典民粹主义时期的领导人有三个重要代表，即墨西哥的卡德纳斯(1934-1940年执政)、阿根廷两度执政的庇隆(1946-1955、1973-1974年)和巴西两度执政的瓦加斯(1930-1945、1951-1954年)。20世纪60年代后，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困境，军人政府纷纷上台，大举镇压民粹主义运动，拉美的经典民粹主义开始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