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就职演说中说：“我们正处于历史上几乎最具挑战和最为艰难的时刻。百年一遇的疫情让国家陷入停滞，并在短短一年内夺走了数量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牺牲的美国生命。数百万人失业，成千上万企业倒闭。种族不公、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正在撕裂我们的国家……我希望全体美国人消弭彼此之间的政治分歧，团结起来！”①为了使美国尽快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中恢复元气，拜登政府就任后即迅速推出了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政策，其中包括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又称“美国救助计划”，The American Rescue Plan，ARP)、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又称“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AJP)，以及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AFP)。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阿尔特(Jonathan Alter)的研究，“即使考虑到通胀因素，拜登政府的经济刺激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新政。”②的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两个季度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明显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尽管这一衰退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其引发的失业率比“大萧条”最高点还高出一倍，加之美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产业失衡、贫富分化和种族冲突——更为尖锐，拜登面临的挑战并不比富兰克林·罗斯福小。③因此，拜登在就职演说中指称的“历史上几乎最具挑战和最为艰难的时刻”有其道理，也无怪乎《纽约时报》冠之以“罗斯福第二”。④ 然而，与“大萧条”迅速催生出一个强大的“新政联合体”(the New Deal Coalition)促使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共识，进而导致美国政党政治格局出现根本性变化、推动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不同，临危上任的拜登却在应对上述挑战时不得不面对来自高度极化的政党政治和极端分裂的社会结构的严重掣肘。即便是直接针对疫情冲击的“美国救助计划”——内容包括援助地方政府、发放失业救济和提供疫苗补贴——也在国会遭到共和党反对，尤其是该党利用“冗长发言”(filibuster)的制度性阻击利器，迫使民主党不得不采取“预算协调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才勉强通过。⑤至于基建计划和社会福利预算计划等规模更大的、被共和党人指责为“大税收、大支出、大政府”的“三大”法案，在国会面临的阻力则更大。 为什么2020年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未能像“大萧条”一样推动美国团结起来、形成新的共识、步入新的周期，反而加剧了政党极化与社会分裂，甚至抗疫本身也被政治化？回顾历史，美国政党政治的历次转折都是由重大事件尤其是经济社会危机推动的。19世纪后期的美国内战使美国政党政治进入共和党独大与古典自由主义主导的“镀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则让民主党和当代自由主义异军突起，推动美国迎来“大政府”阶段；半个世纪后，“里根革命”的出现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则植根于当代自由主义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逐步显现，尤其是经济滞胀危机、福利国家困境连同由此触发的剧烈社会运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后，不少观察家认为美国的政党政治将经历又一次危机驱动的转型，即回归当代自由主义，强化政府对市场尤其是金融体系的监管，推动建立以医保为核心的社会福利体系。⑥然而，奥巴马改革的举步维艰和“特朗普现象”的兴起表明，美国的政党政治并未按照历史规律演进。特朗普执政后，大规模减税和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再次放松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仍在美国大行其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社会中下层面临的经济困境与资本市场繁荣导致的精英财富成倍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印证了美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性弊病。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度发布的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报告，当年美国国内的基尼系数高达0.48，位居主要发达国家首位。⑦由此可见，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像“大萧条”那样改变美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走向，而且其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甚至不及“特朗普现象”。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危机都未能推动美国政党政治进入新周期的事实，以及2016年“特朗普冲击”这一有悖于历史周期规律却带来深远政治社会影响现象的出现，表明美国政党政治的演化路径已经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周期轨道，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美国政党政治研究必须摆脱“周期范式”(cycle paradigm)这一固有框架的束缚，从变化了的政治实践出发，探索研究范式的创新。 笔者从对既有研究的总结入手，反思“周期范式”的理论局限，并结合美国政党政治演化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构建一个新的以“文化—身份”要素为核心要素的“认同范式”(identity paradigm)，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对其研究议程进行重置，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当前美国政治中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