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2022年2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22)08-0031-24 一 引言 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塔利班快速占领喀布尔、取代加尼政府并控制阿富汗绝大部分地区。这一事态发展很快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其国力有限性乃至霸权终结的激烈讨论。关于拜登及其团队决策失误、失职的批评与指责不绝于耳。客观而言，虽然拜登对阿富汗战争的立场广为人知，但相对熟悉外交事务的他做出如此争议性决策仍令人意外。对此，较具代表性的解释即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① 虽然小集团思维并非必定失败，但还是更多与冲突升级、灾难及“泥潭”等联系起来。对于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已超越南战争的阿富汗战争“泥潭”而言，小集团思维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解释。小集团思维广泛的适用性背后蕴含着一个关键问题：过去20年中分属两党的四任总统及其团队截然不同，其阿富汗战争决策是否真的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小集团思维？如果不是，又是哪些差异性因素塑造了不同的决策过程与结果？基于对四任总统及其团队阿富汗战争决策的梳理与剖析，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丰富对当前美国对外决策的理解。 二 关于群体决策的研究回顾 决策过程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由于行政权的相对主动性、信息丰富性以及专业度，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在决策过程中更具优势，这一点值得关注。②该维度最具影响的研究即欧文·L.贾尼斯(Irving L.Janis)从社会心理的群体动力学出发建构的小集团思维模型。 在贾尼斯看来，小集团思维即“当人们深陷一个内聚的团体时，团体成员对团结一致的追求取代了他们对不同行动步骤进行客观评估的动机”。③其前提要素为内聚力、结构缺陷以及刺激情境，其中内聚力是决策成败的主因，后两者则是其先决条件。④同时，小集团思维会呈现出高估自身实力和道德、封闭保守以及有压力寻求一致等表征。⑤自小集团思维被提出以来，除所依据的历史个案被指有事实出入外，其前提要素也被证明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内聚力受限于领导力与群体规模，进而组织缺陷与程序等结构要素反而更有预测力。⑥也有研究基于64个四人小组试验，得出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验证小集团思维的结论。⑦ 在现实中，小集团思维也存在适用性问题，即群体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立场且内聚力不足以形成放弃各自立场的压力。⑧针对这种情景，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和卡莉·韦恩(Carly Wayne)提出了多元思维(polythink)模型。其前提要素包括制度化的“地盘战争”，不同诉求，不同风格、人际关系、理念乃至信仰与世界观，专家与新手互动及其不确定性，领导者为保持公正、防止小集团思维或信息外泄而不要求追随者认同。同时，多元思维的表征也更为复杂，包括内部冲突、信息外泄、混乱且缺乏沟通、基于偏见或选择性信息的“框架效果”、接受“最小公分母”立场、陷入瘫痪而难以阻止潜在危机或接受次优选择、政策评估有限以及拒绝重新考虑已否决选项。⑨比较而言，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之间的根本差异还是内聚力。如果内聚力较强，则群体内部维护一致性、阻碍发散开放思考，困于小集团思维并导致决策失败；⑩如果内聚力较弱，则群体内部分歧难以弥合，形成多元思维并可能选择次优决策或决策失败。 以美国总统及其团队的对外决策作为基础案例，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都承认一个明确的既定条件，即总统角色。在小集团思维中，如果总统主导，其决策过程即强化总统立场，决策结果即总统立场；如果总统不主导，而是由总统支持的某个团队成员主导，其决策结果即得到总统支持的成员立场，否则小集团思维就无法成立。在多元思维中，总统可能并不要求成员完全顺从，但如果总统不充当平衡妥协者而是坚持某种立场，多元思维极易转为小集团思维。相关研究也发现，在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越南战争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就与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个人风格密切关联。(11)近年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上升也增加了小集团思维导致决策失败的概率。(12)由此可见，总统在群体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思维模型。总统的权力源自美国联邦宪法，但在某个具体决策中，总统为何有时主导有时又选择平衡妥协？这些差异性显然不是固化的宪政权力所决定的。 关于总统对决策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决策主体与决策群体之间的互动。戴维·米切尔(David Mitchell)指出，总统是否在咨询与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而决定地位的因素是其能否控制信息、咨询与程序。(13)保罗·科沃特(Paul A.Kowert)具体讨论了总统的学习风格及其团队的结构。在总统学习风格开放但团队结构封闭时，决策过程会信息不足、陷入小集团思维；在总统学习风格封闭但团队结构开放时，决策过程会信息过载、陷入僵局。(14)沈本秋的研究则强调总统控制性与外交知识等因素：总统控制性强且外交知识丰富时更易出现小集团思维；总统控制性强但外交知识不足时更多出现官僚政治；总统控制性弱但外交知识丰富时更易出现理性行为；总统控制性弱且外交知识不足时也更易导致官僚政治。(15) 上述研究虽各有侧重，但都将总统自身因素及其在群体中的作用界定为影响决策的关键维度，在具体逻辑和操作上仍有待完善。第一，对总统自身因素的界定不明确。学习风格和外交知识都相对模糊，特别是在针对某一具体政策议题时更难界定。前者只能测量总统在具体议题上是否愿意了解更多信息，后者难以区别外交知识所涉及的是整体外交还是某个具体领域。第二，对总统在决策中作用的界定不明确。团队结构虽然能体现总统决定权和管理权的重要性，但不能准确界定总统在决策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样，控制性强弱的两分法也不能全面描述总统的角色，如总统的控制性强是否意味着主导地位、总统的平衡妥协者状态是控制性强还是控制性弱的表现都没有明确答案，须视情况而定。第三，对决策群体内部互动及其作用关注不足。虽然决策主体影响群体决策过程、思维模型及决策结果的机制等议题值得关注，但由决策主体所决定的决策群体在相对固化、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之后，也会在某时间段内以及在某些议题上对决策主体构成一定影响，从而形成互构。如在总统主导下，其与团队共同形成的小集团思维将强化其主导地位和立场；反之，群体会否或多大程度上形成碎片化的多元思维也将影响总统的角色及其立场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