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乌克兰危机后，将俄罗斯作为日益增长的威胁已是北约体系内的共识。但美国在波兰与德国的军事投入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一现象在近年尤其突出。一方面，美国与德国关系龃龉不断，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1.2万人；另一方面，美国与波兰的军事合作却持续升温，2020年8月两国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后，美国向波兰增加驻军1000人，同时新设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指挥部。①这一现象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也可以发现。近年来，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投入存在明显的差异。为制衡中国崛起，美国在日本、韩国增加军事投入，而对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却日渐疏离。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即国家间为平衡共同外部威胁而建立联盟，以增强彼此的安全。②在盟友面对日益明显的威胁时，联盟伙伴国会增加对盟友的安全保障，以此威慑对手。基于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共有威胁是联盟建立和持续的前提，问题在于，当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时，同一联盟体系中不同从属国为何获得安全保障的程度不同？换言之，何以一些从属国获得了主导国较多的安全保障，而其他从属国却没有？ 从学理角度出发，面对上述困惑，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同一联盟体系的从属国，在面临共同安全威胁且有相似安全诉求的前提下，为何获得的安全保障会出现差异？本文拟首先回顾国内外关于联盟安全保障问题的既有研究，指出其启发性以及在解释力方面的不足之处。其次提出本文对此问题的分析框架，即通过责任分担与利益置换这两个变量与安全保障的互动作用，来解释非对称联盟中从属国与主导国之间安全保障的互动机理。最后以美国的东西方盟友中对外部威胁认知程度相似和获得安全保障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德国与波兰、日本与菲律宾为例，来验证本文的假设。 二、对联盟中安全保障分配问题的现有研究 目前在学术界几种理论视角的研究中，均涉及联盟安全保障分配问题，但各个视角关注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或关注安全保障变化的方向性、或探究联盟安全保障贡献多寡的原因，或研究地缘位置与军事资源投入的相关性，抑或分析为何不同时期安全保障会出现变动。 第一，“自主—安全”视角关注非对称联盟中安全保障变化的方向性，即大国向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该理论提出非对称联盟中大国与小国通过某种交换进程，使得小国获得安全保障。不同学者对这一进程的定义不同，或是通过“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或是通过一种政治利益与安全保障的交易进程。詹姆斯·莫罗(James D.Morrow)提出了经典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即在联盟中，小国通过向大国让步自主权获得安全，这包括小国通过协调自身的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军事基地等，此即“以自主换安全”(convert autonomy to security)，而大国通过向小国提供安全以获得更大程度的自主，大国与小国都在此过程中获益。③莫罗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意在解释非对称联盟形成的动因，虽然肯定了非对称联盟中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然而该理论并没有进一步回答大国和小国如何“交易”，以及小国间安全保障出现的差异性问题，他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更多关注的是，大国和小国通过交换安全和自主来建立联盟这一过程。 与莫罗的分析角度类似，一些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大国动用某些激励手段，以获得盟友(从属国)在更广泛议题上的支持。例如，刘丰认为，大国为了让盟友采取一致性行动，在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通常会采取说服、诱导和强迫这三种手段，在此过程中，大国会承诺给予实质性回报，主要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口军事装备等。④杨原提出了大国与小国间利益交换的互动机制，即小国在政治上支持大国，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在此过程中，大国与小国间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小国获得了安全，大国得以在“大国无战争时代”提升国际影响力。⑤黄宇兴提出，“功能分异”是非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国运用武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则运用其战略资源来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投射。⑥可以发现，上述研究都肯定了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但这些研究成果注重大国与小国为何“交易”与“交易”的过程，而非如何“交易”，其假设并不能回答在此过程中，何以对不同盟友提供不同程度的安全保障和军事承诺等问题，因此也无法回应为何不同小国(从属国)之间会呈现安全保障的明显差异性特征这一问题。 第二，公共产品视角关注联盟中安全保障贡献多寡的原因。⑦该理论提出，联盟所提供的安全功能是供所有成员国消费的公共产品，鉴于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联盟中存在“搭便车”现象，“较大的成员国总是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⑧并且小国在联盟中贡献的资源要少于较大的盟国，这导致了联盟中公共利益——军事安全总是次优的。可以看出，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假设中，联盟中较大的成员国承担着安全保障供给方的角色，而小国选择“搭便车”，普遍对联盟安全贡献不足。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以北约为例，运用该理论揭示了北约安全保障不足和成员国间负担分担不均的现象。公共产品理论为联盟中大国与小国之间联盟义务和贡献的不平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该理论却对一些新现象解释力有限。譬如，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新北约成员国更加愿意在联盟中承担安全责任，而公共产品理论无法解释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作为北约中的小国，为何近年来在军费开支增加上表现得如此积极？而德国、法国作为北约中的传统大国，缘何却在增加军费开支上步履蹒跚？此外，公共产品理论虽然论证了大国与小国在对联盟公共利益(安全)贡献的多寡，却并未涉及联盟中大国与小国是如何在安全保障上互动这一问题。 第三，地缘政治视角关注盟国间地缘位置与军事资源的相关性问题。有学者从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角度来分析盟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差异。若一国之于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投射形成重要影响，并且在政治体制上与美国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就会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⑨亚历桑德罗·基罗斯·弗洛雷斯(Alejandro Quiroz Flores)探究了地理位置毗邻性、联盟成员国与军费开支的关联，他指出，一国的军费开支与其邻国和盟友的军费开支呈正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在防御性联盟中更显著。⑩弗洛雷斯的研究肯定了联盟成员国之间军事开支具备相关性，但他并没有深入分析对称性联盟与非对称联盟中成员国间军事开支有何差别，以及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军事资源是以何种方式、如何分配等问题。此外，弗洛雷斯提出的盟友之间军费开始呈正相关的假设，也无法解释为何在北约和亚太联盟中的一些盟国(如日本)，不愿追随美国增加其自身国防开支，而始终将军费开支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