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2)04-0132-12 DOI：10.19563/j.cnki.sdzs.2022.04.013 何谓近代，何谓晚清？如何界定其概念，确定起讫时间，在史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相关的问题是，何谓近代文学、何谓晚清文学？在文学研究界，其实也正处于讨论的“进行时”。但无论怎样界定概念、确认起讫，都应该看到近代或晚清的历史和文学史具有复杂的演变过程，反映在不同的阶段中。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与特质并不相同，应进入过程内部，进行对应的、据实的研究。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发生与甲午战争爆发对近代或晚清而言，无论在国家层面或世人心态上，影响并不相同。与此相关，从1840年至1911年实际存在一个“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中间时期”。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已经发生，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尚未真正到来之际。涉及国家利益的坚守与退让、价值观念的新变与固封，皆处于错综复杂的冲突纠葛之中，可谓“危机”之“危”与“机”俱在。如果要为这个“中间时期”寻找一个历史的起始和终结点的话，那么或许以辛酉政变发生(1861年)至甲午之战爆发(1894年)较为适宜。 同治中兴显示出国家治理的一些积极气象，洋务运动开始兴起，维新思想初步萌生，更当注意的是，“天朝君临万国”的观念被改变，清代朝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瓦解，《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不断传播，形成了“此诚当今有用之书”①，“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②的认识，从朝廷到士阶层的“天下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其后《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朝廷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必须面对一系列国际关系问题，外交体制不得不走向近代化进程。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成为外交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曾纪泽(1839-1890)为郭嵩焘之继任者，先后八年驻节英、法、俄，这是他仕宦生涯最重要的经历。此际他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涉外诗歌作品，历来较少为学界注意，然而置于“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其某种文学和社会学价值，在近代诗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二、中体西用：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 如果说郭嵩焘堪称第一代派往西方的驻外使节的话，那么曾纪泽则属于第二代出使西方之国臣。与先辈郭氏相比，或与同时代驻外群体相比，曾纪泽在西学知识结构方面，颇有胜出之处。 这里需要说明，对洋务重要性的认知与西学体认不是等同的概念。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奏疏中提出：“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③此可谓站在时代前列的开明、先进之论。洋务派内部“知彼而制夷”的看法中有不少真知灼见，惜乎包括郭嵩焘自己，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都较为有限，尤其对西方语言更是大多不识不通。这是历史带来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局限，唯其如此，尤感曾纪泽初步形成西学知识结构之可贵。 曾纪泽，这位曾国藩精心培养之子对西学知识的重视，缘于时事而得益于家庭影响。众所周知，曾国藩是筹办洋务的倡导者和操持者，正是在这一开天荒的重大实践中，他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而师夷之长之智，必须克服语言障碍。“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④同治六年(1867)冬，翻译馆开始筹建——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翻译馆与印书处——翌年六月正式开馆，聘请了熟悉科学技术的国内学者和部分外国学者为该馆主要译员，同治八年(1869)翻译馆与上海广方言馆合并。自开馆至清末，共翻译了200多部外国著作，足为其时翻译界半壁江山。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又奉命选派少年出国留学，这对当时“开眼看世界”以及后来真正了解、认识世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显然，与以往家族文化精神传承相比，曾纪泽所接受的内容已超出了传统范畴，也超越了他青少年时代的境界。 曾纪泽对于西学之用与兴办洋务的认识，可以说是曾国藩论说与实践的自觉趋归，其《日记》有云： 此则中国无穷之忧，非特一时之患而已。故所谓自强者，不在于行伍之整齐，器甲之坚利，而在于得人。所谓得人者，当得忠孝气节之士，而复能留意于外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者。是在平时搜访而乐育之，然后临事能收其效耳。⑤ 曾国藩和当时改良派、洋务派都强调中体西用，即以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为本，辅以西方各国技艺以为国家富强之道。曾纪泽亦承此观念，具体到语言文化，他认为：“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驵侩之间，诗书礼义无问焉，唯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性情，无以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⑥说到底，当朝廷需要西学人材时，“吾儒”当勠力治其学，不应以异文化而推诿，更不能以艰难而畏缩。但西学乃在于用，诗书礼仪、伦理纲常之传统乃为本。失其本，西学至于专精之境，亦无益于国事。这段“吾儒”之论，可见其醇儒心性，在“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时，实可金针度人。由此亦可知，曾纪泽的西学知识，是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上的，而作为一种知识结构，则包括语言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礼仪，以及广义的西方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