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明清小说学中有一种核心理念，叫做“演”，它出现于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与批评之中，既与作家的创作理念相关，也与批评家对长篇白话小说创作本质的认知有关。 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古代小说”指的是哪一类文本现象？第二，这些小说文本的写作理念是否相同？第三，古代的读者(以古代小说批评家为代表)是如何理解这些写作理念的？他们所构筑的小说学是否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真相？第四，今天的“中国小说学”“中国叙事学”著述是否准确传达古代小说批评家的小说学？是否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写作理念的真相？ 首先，从文化统绪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从属于先秦以来的“杂著”类的小说，它以笔记文体、文言语体为特征，以实录为旨趣；一是从属于唐宋以来的说唱艺术传统，它以话本或章回文体、白话语体为特征。这两类小说从写作理念到讲述方法、语言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都有各自的小说学。 第二，在写作理念和讲述方法上，不仅文言笔记小说不同于白话小说，而且白话小说本身，话本与章回小说之间也存在着相距甚远的特点。话本由于在篇幅上属于短篇小说，其结撰，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相对简单，基本上是按生活常态进行构思，比如事件发生的生活常态、人物日常的伦理关系或社会关系。章回小说则不然，由于鸿篇巨制，长篇章回小说无论是在结构布局还是人物关系设置上都必须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这些考虑有一些并非依据生活常态而展开的。 第三，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和理论至明代才开始成熟，他们的小说学是在其当代的小说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既有总结的成份，也有建构的成份，并影响着其后长篇小说的创作与批评。 第四，今天的“中国小说学”“中国叙事学”是在现当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建构的，近代西方的写实主义理论、苏联模式的典型论和西方叙事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古代小说从其文化生态中剥离出来，显然与中国古代小说写作理念有一定的距离。本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建构中国特色的小说学、叙事学的呼声，并有一大批学者将之付诸实践，其间的功过成败，非本文所能评述。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并不是说，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范畴(如形、神关系)去诠释中国小说的写人叙事就是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叙事学或小说学，关键是看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结构故事、关联人物的，关键是看我们所使用的观念、方法、范畴是否内在于中国古代小说。 本文选取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作为个案，来考察其演述故事、塑造人物的理念。本文运用归纳的方法，即从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创作现象中归纳出规律性的创作理念，结合明清小说理论家的批评实践，总结出真正属中国小说学的创作理念。本文不采用演绎法，即不采用西方叙事学或中国传统诗文理论去演绎中国小说学。 二、“格物”与“演” 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是从历史演义开始的，这类小说的故事框架是以历史纪年为时间轴，所叙人物则基本上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其叙事是由史书而推演。《金瓶梅》首开文人独创长篇小说之先河，其创作理念已经不是依史推演，而是另有其小说观，这类小说观更能体现明清小说家和批评家的独创性。 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是如何写人叙事的？对此，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家有过各种各样的观点。20世纪初以来，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古典小说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学界开始以“小说史”的形式总结明清小说的创作经验。在这些总结中，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到了50年代，学界又以现实主义文艺观对小说史和小说批评史进行总结。在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尺度之下，金圣叹小说批评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认同。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所建构的小说学，由于其契合于明清时期的文章学，尤其是契合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小说理念而受到了肯定。 《水浒传》的作者以一人之笔而写出一百零八个人物形象，“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是怎么做到的？金圣叹用儒家的“格物”“忠恕”范畴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作者“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的结果。“格物”者，穷事物之理也；而“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①。“忠恕”者，真实表现人情物理，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化身为所写人物。这样一种写人叙事理论与20世纪以来十分盛行的写实主义理论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的学者又反过来以金圣叹的写人叙事理论为基准，去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演进。 当然，金圣叹的“格物”论、“忠恕”论还不是20世纪以来建立在近现代心理学基础上的人物性格论，它并不强调人物性格的多元性与矛盾性。如果离开《大学》《中庸》的人性论，我们对金圣叹的写人理论很可能仍然是隔膜的，外加的，我们所得出的写人理论跟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仍是同出一辙。 金圣叹由《大学》《中庸》的“格物”论、“忠恕”论而推演出施耐庵的写人艺术，其论说是令人信服的。其写人叙事理论既是对此前的小说艺术的总结，也对其后的小说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