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4.009 全球共同面临的气候、环境、健康等挑战,以及数字化时代中的虚假信息、信任危机等问题,将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摆在了异常突出的位置。一些科学类期刊也开始强烈呼吁采取相应措施来为科学家辩护(The Lancet editorial,2022)。疫情期间,相比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我国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大幅度提升,提升度超过10%(Wellcome global monitor,2021)。我国政府和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在公共卫生治理成效上体现出明显优势:一方面,科学家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科学家传播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均面临着挑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Thorp,H.H.,2021)。针对这些困难,不少研究讨论了影响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和动力因素,如政策和体制上的激励(王大鹏、贾鹤鹏,2017),科学家同行与所在机构对科学传播的认同度(金兼斌、吴欧、楚亚杰、林成龙、张雪,2018),传播资源与传播能力(Merino,N.S.and Navarro,D.H.T.,2019),等等。但是,为什么科学家要参与科学传播,或者科学家传播科学的独特优势与目标是什么,并没有得到清晰地阐述。目前虽有调查描述了科学家与科学传播研究者之间的区别(Yuan,S.;Besley,J.C.and Dudo,A.,2019),也有研究揭示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目标过于模糊(Thorp,H.H.,2021),但尚未有研究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从知识缺失模型或者义务论出发,认为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于公共财政、要获得公众支持(John,S.,2018)等观点,并没有涉及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性,缺乏对科学家参与传播本质的深入考察。为此,本文将从科学哲学与认知科学对知识、信任与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出发,首先,分析认识论信任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性;其次,讨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独特性在于传播科学研究的真实而完整的过程、建立对话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论信任,与此同时,通过参与式科学这种新的科学传播形式还可以实现科学家与公众彼此都在认识论上受益;最后,本文从认识论信任和受益出发,提出促进科学家传播科学在政策、体制和传播技巧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可以从实现认识论信任和受益的不同目标、结合科学传播的具体场景来有针对性地展开,促进传播者与受众的社会交互与资源整合。 从知识、社会信任到认识论信任 个体的知识、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科学传播领域具有高度优先性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对科学共识的接受与否,与个体知识的多少呈现出微弱相关性,个体会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与个人价值来对科学共识进行再阐释。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弱相关性,成为科学传播领域的悖论;另一方面,科学传播领域主流的理论——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认为,公众在知识上是缺失的,所以要向公众传播科学。该模型虽然受到质疑,但它不仅依然在传播实践中盛行,还有回归之势(Suldovsky,B.,2016)。科学传播的实践在处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时出现了理论真空,为科学传播带来了挑战。 今天的公众越来越多地需要在面对与科学有关的争议时作出个人决定,与健康和环境科学有关的一系列争论都说明:公众看起来非常了解科学和技术相关的风险,而实际上却有相当比例的公众不接受科学家的共识。因此,当我们将科学传播的重任交给科学家,科学家也认为自己能够在与科学相关的社会争议问题解决上发挥重要作用时(Besley,J.C.and Nisbet,M.C.,2013),却忽略了公众的知识与行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已有的科学传播理论在面对实践时的悖论。科学家是知识的生产者,所以科学家要传播科学、同时获得公众支持,这样的推理并不足以为科学家传播科学的重要性进行辩护。 除去传播知识,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必要性的理由呢?有研究认为,因为公众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科学家处于科学传播的核心位置(Yuan,S.;Besley,J.C.and Dudo,A.,2019)。这类观点不仅混淆了社会信任与认识论信任,还忽略了社会争议已经让科学时而面临信任危机。相反,科学家传播科学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公众的认识论信任,而不仅仅是社会信任。进而,公众要信任科学的原因,不是因为科学家不断发现新的理论定律,或者基于科学的技术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科学共同体在发现理论和定律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质疑和寻找证据而形成共识,科学家探究与共识达成的过程和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值得公众信任的认识论权威。如果仅仅因为公众信任科学家,所以科学家要参与科学传播,这样的推论其实是陷入了循环论证与前提错误谬误。 科学传播中存在悖论的背后,潜藏的是认知劳动分工的问题。作为科学外行的公众,与科学家在知识背景、推理和判断方式上存在认知劳动上的分工,科学外行要理解科学并作出理性决策,并不需要(也很难)拥有和科学家一样的知识,而是应该相信科学家在认识论上的权威(Kere,A.,2018)。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仅仅是社会信任,是通过媒体宣传而建立的社会信任,或是通过直觉或情感建立的信任,而不是基于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基础之上而建立的认识论信任,则可能会走向伪科学或者对科学误解的一端。因为社会信任是建立在社会适应性的信念之上,个体会为了寻求有归属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社会信任(Williams,D.,2019)。但是,这种信任并没有经过知识的辩护,不够稳固,在认识论上会存在偏见。例如,关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有的对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发现,当科学家、拒斥气候变化者与公众都形成了理性信念后,一旦有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相悖的声音出现时,随着时间推移,科学共同体并不会改变气候变化的共识,但是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接受会出现极化,而认识论上不存在偏见的自主体依然选择相信科学共识(Lewandowsky,S.;Pilditch,T.D.and Madsen,J.K.et al.,2019)。这说明,公众形成自己的认识论标准进而作出判断,比仅仅依赖于社会信任,要更加理性和稳固。公众对进化论等问题的接受和理解,同样也说明了认识论信任的重要性。身份认知认同、媒体覆盖、社会文化、反智主义等各种因素确实会影响公众在面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时作出判断,但是,个体的认识论标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在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基础上建立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理解科学家为什么是认识论上的权威,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将社会信任转变成认识论信任,才会有助于公众面对争议时作出理性判断(朱晶,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