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N02 【文献标识码】A 一、缘起: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 虽然STS理论历经40多年的发展已成长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它与传播学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不过是近十几年里才发生的事。STS理论把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偏重对工程、军队、交通运输等“硬”科学技术的研究,对图书、报纸、广播等偏“软”的信息媒介缺乏足够的兴趣;而传播学则与之相反,两者即便不是泾渭分明,总体上也交集不多。直到网络社会来临后,信息传播技术(ICTs)超越生产技术,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拉什,2009:1-3),成为STS理论学者和传播学者都无法绕过的重要对象,也为两者互相参照提供了绝佳契机。越来越多传播学研究吸纳社会形塑(social shaping)或者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等STS理论资源来理解新媒介技术及其实践。“技术系统”“技术拜物教”“技术的社会形塑”等表述进入了许多传播学著作的书名和章节名中(Preston,2001;Lievrouw & Livingstone,2006)。国际传播协会(ICA)下也设置了CAT(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专委会。 在传播学领域,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长期以来也格外有吸引力。传播研究和STS理论在理解技术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持有类似立场,比如对“技术决定论”的态度,这一传播学者再熟悉不过的对麦克卢汉等媒介理论家的批判性标签,长期以来也是STS理论努力批判和规避的对象。技术决定论主张社会的技术基础是影响所有社会存在模式的根本条件,将技术变革(工厂的发展、机器的引进或者工作的自动化等)视为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力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2018)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2018)。1980年代,STS理论大量研究试图逆转技术影响社会的简单因果逻辑,以克服简单技术决定论的缺陷(Boczkowski & Lievrouw,2008):无论是主张所有新技术推出过程中都涉及参与者不同理解与阐释的“解释弹性”理论(Collin,1985),还是强调技术仅仅是阐释性叙述之后果的“技术即文本”理论(Grint & Woolgar,1991),不外如是。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COT)。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广义上的社会建构论一直构成了STS理论的主流(MacKenzie & Wajcman,1999)。 传播学领域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之一当属“创新的扩散”理论。罗杰斯(2016:281-315)将技术采纳和使用的不同人群做了细致分类,包含了创新者、早期使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伍者。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驯化”理论致力于考察本地/微观社会中技术如何被采纳、掌握和使用,构成传播学社会建构论的另一典范。西尔弗斯通将媒介技术的驯化过程划分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物化(objectification)、整合(incorporation)与对话(conversion)(Silverstone,2006)。“驯化”理论早期的重点是家庭对个人计算机的采纳和使用(Silverstome,Hirsch & Morley,1992),但随后被大量运用于公司、校园等不同地理空间对汽车、手机等媒介和技术之采纳的分析中,以理解新媒介技术的采纳是如何导致“家庭和公共世界边界的重新协商与定义”(Bakardjieva,2005:163;De Reuver,Nikou & Bouwman,2016)。“创新的扩散”和“驯化”理论并非个例。2000年后社会建构论已成为新媒体研究的主导观念(Lievrouw & Livingstone,2006:4)。 因此,1980年代至今的很长时间里,传播研究和STS理论虽然都承认技术的物质—社会双重属性,但某种程度上都更多地偏向社会一端。由于其批判性立场和政治性色彩,社会建构论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媒介不再仅仅被视为影响社会的技术物,而更多被视为人类社会不同层面的社会行为所塑造的产物。它们也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带来进步或者危险的力量,而是被视为受到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政治经济权力的制约乃至形塑的对象。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形塑媒介、使用媒介和转化媒介的人,因为人的意志与行动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人决定了技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社会建构立场带来了很多洞见,但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立场也给传播研究和STS理论带来诘难。第一,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建构论会消解媒介技术研究自身的独特价值。社会建构论把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视为各种社会力量协商、妥协的结果,社会、文化因素是第一位的而媒介技术是第二位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视技术为完全的社会建构产物,社会让技术成其所是(Sismondo,1993)。如此一来媒介问题归根到底就变成了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文化研究的问题。第二,社会建构论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和媒介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受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影响,不少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借助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来解构科学、解构理性,认为科学技术完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试图颠覆科学技术研究的认识论价值,把科学技术看成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和维持不平等秩序的权力,这在1990年代引发了著名的科学保卫战(索卡尔,2002)。在传播学领域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相比媒介的使用方式以及商业利益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媒介本身不那么重要。第三,社会建构论容易对媒介技术的物质性面向视而不见。因为预设了人类自身创造世界的能力让人类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由此带来的是传播研究中观念论(idealism)大行其道,无论是“传递观”还是“仪式观”,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研究,大多将传播视为信息、符号、话语,非物质性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本体论基础(Packer & Wiley,2012),而物质性的一面则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