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点与盲点并存的社区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高频议题，受到了学界的持续性关注。“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起源于滕尼斯、韦伯等人对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的讨论，经过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的推进，社区研究逐渐融合于城市化研究，成为探讨都市变迁的重要透镜，费孝通、吴文藻等人更是将社区考察视为认识中国社会最理想的方式（张浩，2019）。 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之下，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演进和城市化的发展，社区研究日趋兴盛，却也导致了社区概念逐渐成为一个研究客体，越来越多地作为居住小区或者街道办事处管理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透过行政区划的社区，研究者或者探讨城市空间形态，或者落脚于行政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肖林，2011），社区仅作为表象抑或透镜，并未得到分析。滕尼斯、韦伯的理论中充满分析意义的“社区”逐渐消失，失去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内在延展性。 与此同时，一些跨行政边界的社区却在迅速涌现。譬如“广场舞社区”（周怡，2018），互联网上的“趣缘群”（René，2010；张航瑞，2020），以及随微信普及而出现的各种“亲友群”等。此类具有“社区”色彩的非行政区划集群难以进入当下的社区研究中。虽然一些有关社区建设的研究对社区关系的情感因素进行了拆解，从包括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和人际信任等在内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桂勇、黄荣贵，2008；项军，2010；帅满，2019），但仍然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区的经典理论，回到社区关系与社会关系之理论张力中，基于“社区”这一概念建构分析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找回“社区”的本源意义，而且可以扩展社区研究的视角，将跨空间的紧密关系和线上社群等新现象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二）在何种意义上讨论社区 滕尼斯与韦伯在对社区的认识上略有差异。滕尼斯所界定的“社区”产生于农业社会，表示一种长久的、亲密无间的、基于真实共同生活的内聚性群体关系；而“社会”作为与其相对立的关系形式，是工商业时代的产物，是阶段性的、理性的、以法律契约为基础的互动关系，两者具有发展阶段上的前后相继性，虽然社区的力量不至于完全消失，但“社会时代”终将代替“社区时代”（滕尼斯，2019）。 韦伯同样也强调社区关系具有更加明显的情感特征，但与滕尼斯不同的是，韦伯否认社区与社会是截然分明的。与其说它们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如说两者是同一社会关系中不同性质、可以相互转化的内容。韦伯将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上的关系内容称为社区关系（即共同体关系），而将基于理性利益动机组织起来的、单纯指向目的寻求的内容称为结合体关系，共同体与结合体并没有必然的前后相继性，大部分社会关系都会同时具有共同体和结合体的某些特征，区别在于两类特征的占比不同（韦伯，2010）。某些共同体在处理群体事务时会成立专门的组织部门，这些部门通常会以结合体的方式发展；相应的，即使是如店员和顾客一般的利益交换关系，也有可能会牵涉情感价值，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渐发展出超越功利性原始目标的共同体关系。 滕尼斯和韦伯都明确地强调了“社区”和“社会”所代表的关系类型差异，韦伯的理论更凸显了两者相互转化的可能。这使得基于“社区”这一核心概念形成的分析框架有了分析工业社会乃至数字社会的可能性。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将聚焦滕尼斯和韦伯在分析“社区”概念时的共同点，从中提炼出可用于建构分析框架的核心概念。 二、回到滕尼斯与韦伯：社区内涵之再理解 （一）社区的内在核心含义 滕尼斯将社区与社会的对立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对理想类型的划分，意在强调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共同意志以及对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与社会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关系结合方式，前者以情感为纽带，后者以契约为纽带（吴文藻，1990）。 韦伯虽然不认为社区与社会具有截然分明的界线，但也同样强调社区关系的情感基础。社区关系的形成基于个体对自身群体隶属的主观认识。这种隶属感可以来源于内在的情感认同，也可以来源于外在的传统规则。因此，虽然社区关系未必总是伴随积极的情感体验，但其成员会基于“一体感”或者说主观上“广泛的共同利害状态”对其他成员表现出“超出必要程度”的关心，结合体成员则不存在这种超出利益追求的广泛关注。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社区关系的核心特征是个体之间超出了工具性合约的情感认同。固然，滕尼斯曾将共同体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表面来看，似乎情感共同体仅仅是共同体的一个子类，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然而，通过更深入地考察却不难发现，滕尼斯的上述分类并不互斥，所以不是严格的理论分类。当我们追问，血缘和地缘何以使人们形成共同体时，情感认同则成为难以回避的解释选项。进而当滕尼斯将非血缘、非地缘共同体统一归纳为情感共同体时，恰恰反映出，当他在思想实验中控制了血缘和地缘的影响时，凸显出的共同体核心内容是情感认同。 实证研究也发现（吴莹，2015），真正的社区关系并不源于管理财产的功能性需求，而是生发于非正式居民群体所带有的地域性与情感性。也有研究显示，基于社会角色的工具性交往如保安和业主、医生和病人等，并不利于社区关系的形成，以让渡部分隐私为重要内容的人格化互动才使社区关系成为可能（熊易寒，2019）。 如果将为达到工具性目标而进行的交往视为预先设定的交往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将不指向工具性目标达成并有助于情感认同的社会交往称为溢出性社会交往，即社区性互动是超出必要的工具性互动的溢出性社会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