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约1.7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2.04%。①他们往返于城乡，促进了人、资金、物质和文化等要素在城乡间的互联互通，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尽管各级政府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生活条件欠佳、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工作稳定性差、社会关系重构、社会歧视、家人分居两地等种种压力和挑战，农民工更可能积累负向情绪、遭遇各种精神健康问题。理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机制不仅有助于提升其精神健康，而且有利于增进家庭福祉，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就业、生活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刘林平，2001）。社会网络既提供社会支持、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又构成社会比较的参照群体、影响人们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而作用于其精神健康。与非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相比，移民网络更加动态、多样，呈现出空间散布性特征（Hagan，1998；Ryan et al.，2008）。就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的社会网络具有跨城乡和跨群体的特征。跨城乡是指农民工在与老家保持社会联系（跨地关系）的同时，也在城市不断建构着本地社会网络（本地关系）。跨群体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与其他农民工交往（本地非市民关系）的同时，也会逐渐与流入地城市市民建立联系（本地市民关系，简称市民关系）。由于跨地关系、本地非市民关系、市民关系内嵌的资源不同，发挥的功能有别，研究三类网络如何经由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机制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十分必要。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两种机制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有重要影响（赵延东，2008；Lin et al.，1985）。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是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两个重要机制（Thoits，2011）。 1.社会支持机制 社会支持机制很早就被提出并被广泛验证（孙薇薇、石丹妮，2020）。社会支持主要来自配偶及家庭其他成员、朋友、同事、邻居等社会网络成员。依据功能，社会支持可分为工具支持、情感支持、评价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支持、自尊支持、陪伴支持等多个类别（Weiss，1974）。后来的研究者简单地将社会支持二分为工具支持和表达支持（或情感支持）（Lin et al.，1986）。工具支持指的是以物品或服务的形式提供的支持，常以金钱和劳动的形式呈现；表达支持涉及提供建议或者讨论个人问题，是与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重视等相关的支持（Weiss，1974）。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社会支持对人的福祉有重要影响。 2.社会比较机制 社会比较机制在近些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王俊秀，2014）。社会网络为社会成员评价自己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环境，网络成员往往构成人们的参照群体、自评标准，从而影响相对社会经济地位（Gartrell，1987）。人们因为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我不如人”的相对剥夺感不利于个体的精神健康，“我比人强”的相对优越感则对个体精神健康有利（Song，2015）。国外研究表明，感知自己收入较少的英国公务员的身心健康状态较差（Singh-Manoux et al.，2005）。国内研究发现，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赵延东，2008）。 （二）移民网络的类型与不同类型网络影响健康的机制 1.移民网络的类型 移民网络是“通过血缘、友缘和地缘等各种关系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移民、返迁的移民和非移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的总和”（Massey et al.，1993：448）。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更加动态、多样并具有空间散布性（Hagan，1998；Ryan et al.，2008）。一方面，移民保持着迁出地的旧有社会关系，文献称这些关系为跨国关系（Gelatt，2013）或跨地关系（Jin et al.，2012），即移民网络具有跨地特征；另一方面，迁入早期，移民（尤其是普通的劳工移民）往往会经历同族集聚或同乡集聚的过程，在实现向上流动之后，移民则可能跨越同族或同乡群体逐渐与迁入地原有居民建立社会联系，形成本地居民关系（悦中山等，2011），其社会网络在迁入地开始呈现跨群体特征。 中国农民工是从乡到城的流动人口，其网络的跨地特征表现为跨城乡，跨群体特征则主要体现为农民工在城市既与同乡和其他外来务工者又与市民建立社会关系。据此，本文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划分为跨地关系、本地非市民关系和市民关系。 2.移民网络的社会支持机制 互动性质的差异决定了各类网络在提供社会支持时各具优势。同质互动更易于提供表达支持，异质互动更利于提供工具支持（Lin et al.，1985）。功能不同的社会支持对不同性质社会行动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工具支持有利于以获取新的资源为目的的工具性行动的开展，表达支持则有利于提升以维持既有资源为目的的表达性行动的效果（Lin，2001）。由于精神健康的维护更多属于表达性行动，所以表达支持对精神健康的作用比工具支持更大、更有效（Lin et al.，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