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推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迫切需要。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分组讨论时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①。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民营企业家回信时再次强调“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合力开创民营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②。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③。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发布，为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见图1)④：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至2000年，是民营经济起步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国民营经济持续恢复与发展，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兴起了新一轮民营经济发展的热潮。党的十五大则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2001～2011年是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民营企业出口持续快速增长，迅速成为我国出口“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2012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逐步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民营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技术竞争加大、劳动力成本提高等问题对民营经济的转型发展形成倒逼机制。当前，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大背景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 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及其制度安排无疑是其关键所在(诺斯、托马斯，1973；诺斯，1990)。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着重考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钱、温格斯特，1997；钱、罗兰，1998；许，2011)，官员晋升锦标理论着重考虑了官员的政治激励因素(布兰查德、施莱弗，2001；李、周，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区域经济理论则着重考虑了产品与要素市场、企业内部治理、外部政商关系的差异(史晋川、郎金焕，2018)，这些研究都试图为地方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制度视角的解释。 对于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指出，所有制歧视是导致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不足的重要因素(厉以宁，2006；郑文博，2004；高正平，2004)。有学者强调规模歧视而非所有制歧视，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现有金融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顽疾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程军，2019)。因此，需要建立与民营企业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林毅夫等，2019；刘世锦，2017)。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我国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解释，以及对其当前所存在问题与对策的讨论。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立足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学术政策研究的丰富成果，对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挑战、思路与举措进行系统性研究，是有必要且意义重大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站在新时代新历史方位，从总量、结构、重点3个维度，全面梳理当前民营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现实轮廓与阶段特征，剖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共性问题。二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标准，系统阐述在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国际竞争新形势与数字经济新技术下，民营经济发展方式、比较优势、转型动力重构的挑战与机遇。三是提出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强调推进方式、政策导向、工作机制上的三大转变，阐释效率、质量、动力三大变革路径。四是结合有关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从阶段性、区域性、差异性三个维度，为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可落地的政策建议。
图1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