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2.04.014 近代博览会起源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晚清政府于提倡商人出洋赴赛的同时，也在国内大力“倡办商品陈列所、考工厂和劝工会、劝业会、物产会等各种类型的赛会，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①。天津劝业会设在实习工场、天津公园，武汉、南京均是新建场地展览②，唯成都于1906年农历二月初十日依托传统青羊宫花会改设商业劝工会，不仅在形式上成为全国的特例，且在时间上首开近代中国劝业赛会先河。从1906年到1911年，青羊宫劝业会于清末连续成功举办六次，且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③，并在军阀时代高潮迭起，在中国近代博览会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学界对近代博览会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从国际关系、清末新政、社会变革到消费娱乐、科技文化、人物研究和城市个案等角度均有精深的讨论④。学界关于庙会的研究一度是热点，以高有朋、赵世瑜等为代表，在庙会文化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领域多有建树⑤。关于寺庙的研究，或侧重讨论寺庙作为信仰空间、慈善活动场所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与国家、社会的关系⑥，或集中于清末民初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庙产兴学”运动，从庙产政策、管理和法律角度有所申发⑦。近代成都的青羊宫显然是另一个故事，传统道观不仅因近代博览事业的寄生而幸免于毁庙风潮，更在民国数十年间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作为近代临时公共展览空间，青羊宫劝业会不仅因集中了城市主要的资本力量和权力主体而成为不同权力意志彰显与博弈的场域，更因为商民的广泛参与而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关系的焦点。空间视角下，集劝业会、花会于一身的青羊宫，成为投射近代四川地方政治、社会转型和观念变迁的多棱镜。 一、脱胎于传统花会的成都商业劝工会 成都花会由来已久，相传起源于古蜀国蚕市与花市，至唐代繁盛，其中又以青羊宫花市最大，且与老君会同于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民间也称为“赶青羊宫”⑧。清末，青羊宫花会具有明显的农业集会性质，“锦城外西南隅百花潭上二仙庵侧有青羊宫，马岁值花朝前后十日，远近农民麋集市锄犁及花草之属，盖农会也”⑨。1909年傅崇矩的调查亦强调：“此会相沿已久，而为售农器之总市。”⑩每年农历二月份的花会是临时会场，即“一年中有一定之时期，届时则集，过时则散者也”(11)。 光绪三十一年(1905)12月，四川商矿总局及劝工局总办沈秉堃(12)向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呈文，拟将青羊宫花会改办成都商业劝工会： 为详请事，窃维商务之兴，必有赛珍博览等会，以为比较观摩之助，俾工业竞争日盛，则商市之转输不穷，此中外之所同，而职局之所为兢兢在念者也。前月新繁乡会，本为该处赶集之常，前经职局督饬，商会派商董前往分别料理，商情遂形踊跃。兹据调查分董回称，玉器、绸缎、估衣等项均能获利倍蓰，计本地销货六千余金，赶集各商销货三千余金，较之昔年有加无已。现在青羊宫花会，为期匪遥，查该会为成属各会之冠，历年已称繁盛，惟商情涣散，漫无纪纲，若能利导扩充，亦商市之一大观。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兹拟督同员绅，先赴会场详细查看，预将陈列地段量为分划，略仿博览会场，从简布置，一面通饬各州县示谕各商，届时一体赴会。其会场应有一切规则，已由局斟酌情形妥为拟议，呈请宪核，一俟奉准后再行刊布。(13) 沈秉堃任成绵龙茂道时，锡良称其“明体达用，素著勤能”(14)。1903年，沈秉堃率四川代表团赴日参加大阪博览会，“购有缫丝机器，令随员盛典、史光倬在工场学习”(15)，“于工商一切事宜，细心考究，具知要领”(16)。从上述呈文中可看出，成都劝业会的举办，一方面是时代大潮下仿效西方筹办博览会之举，另一方面亦是受新繁乡会启发，利用“各会之冠”的青羊宫花会“历年已称繁盛”的商情，扩充利导以促工商的现实考量。清末成都新式工业发展极为有限，“劝工”之前的“商业”二字，既是劝业会兴办之依托，亦反映了地方工商发展的现实。 沈秉堃的想法并非创举，此前已经有人提倡。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人倡导办博览会以兴商务，并以习用的“赛会”来泛指西洋的博览会、商品展览会、展示会、共进会、品评会等，此种做法是“为迎合当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17)，但其中恐怕还有精英改良的意图。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就已经开始提倡改“迎神赛会”为西方之赛会，如维新派人物陈炽在《赛会》一文中提出：“至各省赛会迎神，虽亦乡傩遗意，然作为无益，动肇争端，何如以此易之，使斯民有取法之资，薄海无久遗之利也。”(18)但是，这样的主张在当时仍属少数，尚未被时人接受，从“今之论者，动以奇技淫巧诋斥泰西”(19)可窥见一二。维新变法时期，社会风气渐开，改中国传统“迎神赛会”为西方之赛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时人的共识。1898年《申报》时论明确提出改中国“都会之地及乡邑之间或一年或三年迎神演剧”为西方之赛会，认为传统赛会“无益”，改为西方之赛会“则可以除积习者”(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