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山川草木》出发，朝向台湾左翼作家心灵深处的时代课题 在被称为“台湾第一才子”的作家吕赫若(1914-1951)的研究中，短篇小说《山川草木》是一篇不太受重视的作品。它1944年5月发表于《台湾文艺》创刊号上，此一《台湾文艺》[1]，是在日益严厉的战时“统制”压力下，由原本最活跃、具有对峙意味的两个民间的文学刊物——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满主持的《文艺台湾》，与张文环主持、吕赫若参与编辑的、被台湾作家视为精神家园一般的《台湾文学》——先后停刊、合并重整而来，隶属殖民政府，以服务于“大东亚战争”。因此，创刊号上的《山川草木》，也容易被视为一篇至少符合“战争国策”的作品。它的核心情节，是一个原本在东京学音乐的台湾富家小姐宝连，因父亲突然亡故而回到台湾，一番彷徨后，带着年幼的弟妹回到了山里的村庄，与舅舅一起种田生活。“现在提倡增产，我暂时抛下音乐，努力从事生产，是很不错的生产战士哦”[2]——小说中宝连给友人“我”的信中的这句话，似轻松，又突兀，浮游于小说人物连绵的苦恼之上，一方面俨然为小说贴上“增产报国”的护身符，一方面又为后人解读战争时局下殖民地作家的曲折言说，自觉不自觉留下了记号。 或也因这般曲折的记号，日据时代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得以“出土”“再认识”时，吕赫若战争时期的作品不难解除“皇民化”嫌疑。1982年，叶石涛以“伪装的皇民化讴歌”介绍吕赫若写于1943年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台湾“志愿兵”背景下的中篇小说《清秋》。写作时间早于《山川草木》的《清秋》，无论在小说的长度、思路的绵密、结构的复杂，乃至“皇民化”的嫌疑上，都远超《山川草木》，因此，对《清秋》的“伪装的皇民化的讴歌”——表面服从“皇民化”，实则继续其对台湾乡土、家族、文化的描写来寄寓抵抗——的定性[3]，使得看起来平铺直叙的《山川草木》更无需多费笔墨就可以得到“伪装”指认。而在强调吕赫若左翼作家身份的研究者这里，《山川草木》的意义，更在于在“增产报国”外衣下，以回归土地、劳动的故事，偷渡/坚持其在新的时局中的左翼探索。如施淑就提出，在《山川草木》以及同一时期写农民开拓海边农场的小说《风头水尾》中，掩藏着吕赫若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自我改造的表现”，“可以被解释为皇民文学，也可以说是记录日据末期重新踏上荆棘之路的左翼知识分子，透过劳动改造，在‘皇民’的伪装下，努力朝向‘人民’转化的心灵秘史”[4]。 施淑1960年代末在加拿大读书时开始接触左翼思潮、认识中国大陆，如果把“上山下乡，劳动改造”理解为她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话语的借用，这一在她讨论日据时代左翼运动与作家的文章结尾时出现的、似期勉当时台湾左翼之语，一方面提示、开启了从左翼角度对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探索；一方面，在左翼观念下提出的吕赫若“努力朝向‘人民’转化”，又是一个有待正面充分打开的叙述。对吕赫若而言，没有经历过同一时期中国大陆解放区知识分子诸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之后的“整风”这样针对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主体问题展开的改造运动，他在“文学奉公”的压力和压抑下，高度技巧性地书写对“山川草木”和“劳动”的寄望、对殖民地知识分子主体状态内在而敏锐地省思，其动力和资源，当不只来自他青年时代接触但很快就被压制了实践空间的左翼观念和理论，还来自对殖民地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这结构性问题嵌入日常生活肌理造成的不同阶层的人的困境和苦恼的长期艰苦而执着的探索、思考。 1914年出生于台中县丰原镇潭子乡校栗林村一个地主之家的吕赫若，就读于台中师范时(1928-1934)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亲近参加左翼组织的亲友，1935-1936初登文坛的几篇小说，显示了运用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视角剖析殖民地社会、刻画人物的才能[5]。但综观其随后的写作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迎来成熟、旺盛期的作品，则与其说这些作品“左翼”，不如说是一种浸染了日本近代民主思想与艺术教养，坚持被殖民者与弱小者的尊严的创作，浸透着对殖民地汉民族的文化、生活、精神出路的焦灼和思辨，更体现出了其创作背后基层性的情感和意识的创作。不过约从1948年起，吕赫若彻底放下写作，以开办印刷厂印音乐教材为掩护，投入中共在台组织的地下工作，直至1950年死于台北汐止山上的“鹿窟武装基地”，就此而言，在第二代殖民地作家中，其对中共地下革命投入之深与命运之传奇，是绝无仅有的。“左翼”的确是理解吕赫若这样的殖民地作家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在“青年左翼作家吕赫若”与“光复后的地下党吕赫若”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嬗变，仍需贴着历史变动中的吕赫若的创作与生命经验来仔细探求。 同时，这也是一个将吕赫若放置在同时代的殖民地作家中，放置在他们所面对的殖民地历史课题中来认识的工作。吕赫若和他的伙伴们——出生于20世纪初，接受殖民地现代教育，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普遍受到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左翼思潮启蒙、影响的台湾作家——作为殖民地第二代知识分子，也是台湾“殖民地下的现代化”命运的思考者和承担者，在他们经历的殖民地历史阶段，从组织文化协会、政党、学运、农运等政治抗争向文学艺术的阵地转移，从不知觉间变得“文化交杂”的生活方式到将“民族身份”问题推到绝地的战争，一直在对他们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