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时期，也是报告文学的新时期，何建明从小说创作转向报告文学。他于1979年写作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啊，腾飞吧苍龙》获得了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那一年他26岁。之后的40年，何建明发表文学作品50多部、创作影视作品8部、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四次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五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成为报告文学创作“劳模”。 何建明是为数不多的数十年来主攻报告文学文体写作的作家。从《啊，腾飞吧苍龙》到《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再到《北京保卫战》《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及至《我的天堂》《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那山，那水》《浦东史诗》《流的金流的情》，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触及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方面，题材涵盖科技、资源、高考、“三农”、战争、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国家工程、外交事业、脱贫攻坚、抗“非”战“疫”、生态环境等领域。 一、政治性，报告文学与意识形态建构 虽然纪实体文学中国古已有之，但由日语翻译而来的“报告文学”①在中国只有九十余年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报告文学经常被通讯、特写等代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即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由原来‘附庸’于散文或新闻通讯，至此已自立成一个蔚然可观的‘大国’”②。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报》“高兴地向大家推荐《哥德巴赫猜想》”③。这部作品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还“有力地界定了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内涵和外延”④。邓小平在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特别提道：“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近几十年来主题写作的典型样本，他的创作历程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缩影。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报告文学居于文坛的核心区，在超越文学的全社会领域造成轰动效应；80年代末期，报告文学的叙事与文学的效用密切关联，作家们的个体经验常常被上升为国家经验来表达；90年代被视作与公共经验断裂的时期，文学的主潮时常将物质的、日常的、个人的、身体的、破碎的经验用以抵抗公共记忆，而报告文学则被看作是对小说形式的反驳；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理性的提高与审美意识的回归，如何将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进行有效的转化、如何用作品唤起公众对党和国家重要议程的重视成为报告文学主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与彼时许多青年一样，何建明进入报告文学的创作来自《哥德巴赫猜想》的催化，正处于对“主人公的事迹受到新闻稿的限制不能完整与尽情地表达”的不满足之中的何建明，向北京一家由茅盾当主编的杂志投去了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除了《啊，腾飞吧苍龙》，何建明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还有散文《大漠觅泉人》以及报告文学集《缉私大王》，这部中篇报告文学集收录了《成功，从这里获得捷径》《在那遥远的地方》《洞天历险记》等。那时的何建明在部队经历多次调动，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驻湖南湘西从事战备水纹地质勘测的新闻报道岗位被调到基建工程兵总部，又被调到北京军区给水工程部队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廊坊武警学院部队，在1989年时转业到地矿部机关报社当记者、编辑。《大漠觅泉人》就是在刚到呼和浩特时，“与老战友白绍华(我们原来都在基建工程兵当新闻干事)，听他讲述他们部队在沙漠里寻找战备地下水的故事，感动得我一夜未合眼，到呼和浩特的第一个星期就写了篇《大漠觅泉人》，稿子发给当时的《新观察》，很快发表了”⑤。何建明的文学热情是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点燃的，保尔·柯察金式钢铁战士的影子在早期何建明的作品中时常可见，比如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啊，腾飞吧苍龙》中的赵庆龙、第一部著作《缉私大王》中的邱国鉴、第一部小说《东方毒蛇》中的郑强等人身上。 何建明的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日渐成熟，完成了《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等作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在报告文学评论家丁晓原看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何建明就开始在部队以宣传干事的身份写作报告文学，但真正在报告文学的领地中登堂入室是90年代以后”⑥。1990年，以中国矿产资源开发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野性的黑潮》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宝石”文学奖。《野性的黑潮》共分为八个部分，除序和结束语外，以六个章节分别从“良民与采民的变迁”“矿山大割据”“‘黄流’漫卷西风”“中世纪的故事”“超级瘟疫区”“倾斜的天平”等从历史、事件、人物等不同方面揭开资源开采的面纱，尤其是违法抢占和开采、走私、械斗等一系列因开发资源而产生的问题。这部作品是典型的问题报告文学，直指矿产开发中的问题，并追根溯源找到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以剥洋葱式的写法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问题核心，把事情摊开来说明。之后的《天堂祭“黄”与“黑”的透视》是对《野性的黑潮》的补充与完善。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经济进入一个快车道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面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一时间致富的追求刺激着城乡每一个国民的神经。身在地质矿产资源部的何建明，敏锐地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现象正向国家袭来：被金钱和利益熏黑了的心像一颗毒瘤，正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上迅速滋生，它驱使着人们不顾一切后果地对矿山乱采乱挖。而电视新闻里播发的发生在全国的矿难事件，一死就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血淋淋的事实揭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被金钱和利益熏黑了的心像一颗毒瘤，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上正迅速滋生，它驱使人们不顾一切后果地对矿山滥采滥挖，以致矿难频发，造成死难伤亡的惨剧层出不穷。为了了解矿难事故和发生在各地的乱采乱挖现象，何建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番五次从北京深入湖南湘西山区和陕西等地采访。1994年，为了了解矿难的真相，何建明打扮成收货“商人”，只身潜入矿区，被土匪式的黑势力蒙上双眼，用自制的土枪、铁锹顶着后腰威胁着推上汽车，被拉到黑矿主“老巢”现场。到1995年，《青年文学》连载发表了《共和国告急——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忧思录》，何建明还成为该期封面人物。再到单行本的出版和多次重印，何建明关注多年的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问题报告文学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