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的绘画本《山海经》打开了鲁迅对神话的想象和热爱美术的大门，也是中年鲁迅痴迷于汉画像的起点。鲁迅不仅试图打通融合美术与文学，而且将浸淫半生的《山海经》和汉画像神话传说及人物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故事新编》的写作中。作为嗜好美术的现代作家、汉画像收藏第一人和新木刻运动的引领者，《故事新编》成为鲁迅的志趣卓识、美术取向和文艺观的结合与呈现。鲁迅借助于神话的奇特想象，通过重构神话和先贤人物，用古今杂糅、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创造性的进行现代“故”“事”“新”“编”。 一、以绘画本《山海经》为代表的美术图腾 鲁迅自幼爱好美术并终其一生保持与美术的密切联系，从幼年时代对《山海经》的热爱已可窥一斑。在《阿长与山海经》里鲁迅深情回忆小时候远方叔祖对他的美术诱惑：“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①这番意趣横生的图像描述引发了鲁迅对绘图本《山海经》的无限向往，以至当阿长带给鲁迅念念不忘的绘图本《山海经》时，他“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翻开一看，“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此处让约10岁的鲁迅“震悚”的是图画本《山海经》中古朴奇异的神话图像和神秘驰骋的浪漫想象(以至成年鲁迅依然对神话的“想象”特质有深刻认识②)。这本孩提时鲁迅得到的“最为心爱的宝书”③引发了鲁迅对神话的心向往之，对探索未知世界的读书求知热情，特别是从此对美术图像的热情。《山海经》“引开了他买书的门”④，特别是“有图的书”⑤，即木刻版画的古籍插图类书籍。《山海经》在满足孩童鲁迅对艺术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培养了他对线描(特别是白描)、雕刻、刀工木味的鉴赏和敏感度。鲁迅孩童时代对绘图本《山海经》刻骨铭心的热爱持续数十年，甚至“诱惑”着人到中年的鲁迅对精湛刊本的渴求。中年鲁迅又收藏了不同版本的《山海经》⑥。对于鲁迅来说，《山海经》是类似于原始图腾的存在，是其日后研究文学史、神话发展史，搜集汉画像、引领新木刻运动、创作《故事新编》的重要伏笔和艺术原点。所以周作人会说“鲁迅与《山海经》的关系可以说很是不浅。第一是引开了他买书的门，第二是使他了解神话传说，扎下创作的根。”⑦ 《山海经》如悠远的神话图腾，激发了鲁迅研究神话、传说的起源、演进与流变，解析神话与文学艺术的关系⑧的学术热情。鲁迅将《山海经》归为“古之巫书”⑨(“巫”是近似于“古神话”的代名词⑩)，认为《山海经》对保存远古神话传说、神祇异物及祭祀有重要价值：“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11)鲁迅肯定神话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又有感于没有集录神话的专书，只能从古书中寻求，“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12)。认为后世的所谓小说如《神异经》《十洲记》等都是“仿《山海经》的”(13)。“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14)，鲁迅认为宗教、文艺都起源于神话传说，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神话是美术的起源和小说的发端。“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15)。并且认识到神话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16)。特别是《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和西王母神话常为后人所引用和演义。《山海经》绘本犹如放飞风筝的线，把鲁迅对神话和历史的研究、搜集汉画像等美术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串联了起来。童年鲁迅以古版木刻绘画本《山海经》为代表的美术接受，对神话、人物形象塑造的认识，对民俗、民间美术、自然风物的情感和关注，成为中老年鲁迅收藏、汇编、研究汉画像的情感基础和写作《故事新编》的素材。 由《山海经》到汉画像的内在逻辑流变，是鲁迅由热爱《山海经》进入汉画像搜藏、整理和研究的内在动因之一。鲁迅说“秦汉人”对《山海经》“亦有增益”(17)，“《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18)，“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晋既得汲冢书，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19)这就不难理解在视觉呈现上《山海经》和汉画像有相通的神祇异物世界：神灵鬼怪的奇异多姿、山川风景的俨然寥廓、仙神人物的萧疏欲动。在《山海经》和汉画像里有诸多相通、相近的关于远古神话人物的图像阐释。鲁迅孩童时期对《山海经》的喜爱里就有了日后痴迷汉画像的因由。汉画像呈现的神祇、人间和死后的鬼魅艺术世界，与鲁迅喜欢研究神话和美术的志趣相合。对比鲁迅收藏的汉画像内容，寓意太阳的金乌(也叫“三足乌”)不就是童年鲁迅记忆里的“三脚的鸟”，汉画像中俯拾即是的羽人不正是《山海经》中“生着翅膀的人”吗！鲁迅珍藏的汉画像中有三只尾巴的鸟(20)、鸟首人臂鸟翼蛇尾的仙人(21)、鸟头龙身的瑞兽(22)、似凤又似兽的“凤鸟异兽”(23)、兽身凤尾的鸟(24)。在想象的大胆和自由，造型的浪漫和奔放，笔触的灵动和恣肆方面，汉画像和《山海经》图像有高度吻合之意。所以鲁迅对汉画像的痴迷里有其童年阅读绘本《山海经》的图像“蛊惑”。 二、汉画像搜藏中的文化和审美取向 痴迷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汉画像是鲁迅美术活动中浓墨重彩的存在。汉画像石是集汉代雕刻、美术、精神信仰、社会百态和丧葬文化等于一体的石刻艺术，是研究纵横400余年的两汉艺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遗存。鲁迅对汉画像的痴迷有对汉画像美术造诣的赞叹和欣赏，在看似古老残缺的石刻拓片背后，发现涌动着的强大的亦可“古为今用”的昂扬向上的艺术风骨。汉画像在风格上淳厚古拙、饱满劲美、兼容并蓄，是绢本、纸本出现之前的重要美术形态，在我国传统美术艺术史上有重要的典范意义。鲁迅在给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说：“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25)又曰“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26)这是从美术之用的角度对汉画像的肯定，是力图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艺术提供传统资源。用“回到古代”和“拿来主义”的实用原则，为现代版画即面向大众的新木刻运动提供古老的可资借鉴的美术资源。而更深刻的心理动机是对“气魄深沉雄大”且自信而豪迈的“汉魂”气魄的赞叹和呼唤。鲁迅感佩的是“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27)。给动荡飘摇的羸弱时代和萎靡的国民以康健向上、昂扬寥廓的艺术精神和民族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