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作为“新书”议题的设置，是对共时性语境中《子夜》作为经典的学术事实进行历时性的溯源考察。各类报刊媒介围绕《子夜》的出版刊载了不少相关消息和评价文章，由此可观察《子夜》作为一部“经典”，在“畅销”中引发的轰动效应和实际反馈，通过异质的宣传和阐释方式，引发的回响及这些回响汇聚的独特方向，感受文学与舆论的复杂关联，探查究竟是何种合力，把《子夜》印刻在中国文学经典的谱系中。 一 营销之道：重议程设置，轻广告推销 考察1932-1933年的相关报刊，《子夜》在出版前后一年，仅发现三则一般意义书籍出版发行前后标明作者、出版社、标题、售价等信息的直接性商业广告(预告)。在现实层面起到更大宣传作用的，是各类消息与艺术化宣传文字。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读者热购《子夜》”为标题，对《子夜》的文学广告进行了梳理。这部文学史的论据包括：一、说明其“销路”之巨大也是篇名所指的《文学杂志》(1933年5月15日)；二、《中学生》杂志1933年第31号叶圣陶所作的《子夜》广告；三、茅盾回忆性的自述《〈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吴宓评《子夜》的部分。说明媒体渲染其商业上的成功，的确值得重视。 北平《文学杂志》转述《北平晨报》，“市场某书店竟于一日内售出至一百余册之多”①，对照1933年4月1日《出版消息》第九期中朱明《读〈子夜〉》的评论并两条“特别消息”，一是“茅盾小说上银幕”，“近作长篇小说《子夜》”“亦有采为脚本之议”；一是“《子夜》之销数”，描述其“销数之惊人，超出意外，闻只上海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去四百本，按复旦学生共有一千余人，平均每三人购一本《子夜》”②。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强调：“叶圣陶是经手出版此书的主要编辑……在与书同月出版的《中学生》第31号上还亲自写了《子夜》的广告。”③还有学者也提到，“叶圣陶是推介《子夜》的第一人，他为配合作品发行亲自撰写并在《中学生》1933年1期上刊登了一则广告”④；“开明书店叶圣陶撰写的《子夜》宣传广告(中学生)第31期，1933年1月1日)”⑤。 然而核查1933年出版的第31期《中学生》杂志，发现其中并无叶圣陶撰写的广告。⑥唯刊茅盾所撰《光明到来的时候》一文。这个错误，大约可以追溯到1984年《人文杂志》刊登的吴海法《〈子夜〉的第一个知音》一文。 《叶圣陶集18》(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收《广告集》，叶至善先生称叶圣陶的确为茅盾多部作品写过广告，《子夜》广告为“1933年2月1日刊出”，钟桂松先生在《开明书店为茅盾作品所作广告》⑦中，提及“开明书店1949年3月第13版茅盾小说《三人行》”两页扉页上有茅盾作品广告并录下原文，钟先生标明广告作者不详，判断即出自叶圣陶之手。 叶圣陶为茅盾作的《子夜》广告(见图一)刊于《中学生》杂志1933年2月1日。广告含书影、页数、字数、单价，将扼要的小说梗概与准确的版本信息融于一页。全文为： 本书为茅盾最近创作，描写一九三○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有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和智识分子的青年等四大类。书中故事，除以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相互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上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文字多至三十余万言，而首尾经过的事件不过两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
图一：叶圣陶《子夜》广告，载《中学生》1933年第32期 包括此条，本文发现三则《子夜》直接广告，分别载于1933年《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新年特大号”(见图二)，既有小说介绍又有出版信息与价格，未标明作者(文风近叶圣陶)，和《中学生》1933年第34期(见图三)刊出的是出版社、作品、价格的直接广告，广告消息与《子夜》出版的情况同步。《东方杂志》所载是《子夜》出版前的“预告”，当中对定价的描述“一元五角”与后来的事实“一元四角”不符。
若将“销数”抑或读者评价与推介的文章看作软广告，《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尚未引证有效的《子夜》直接广告。 把视野拓宽可以发现反映并参与《子夜》热销的是一些功能复合且意义迁移的“间接”广告(软广告、书刊宣传)文本。 《子夜》最早的预告性宣传，或可认定为上海《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光华书局出版)中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我的小传》(茅盾著)。茅盾《子夜》的写作和发表及出版历经波折，战火打断了《小说月报》的连载，后将第二章、第四章以《火山上》和《骚动》为名，发表在了《文学月报》上。《文学月报》1932年创刊号第19至42页刊《火山上》，第173至176页刊茅盾短文《我的小传》，茅盾在此文中写道：“此刻将完成的，有长篇小说《子夜》。”⑧这篇文字可以看作茅盾对自己作品特别是《子夜》进行了艺术性地预告、宣传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