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英文小说在美国的发表困境

      张爱玲赋性颖异，甚具自我反思能力，然性情执着，自我调适意愿不足。居美期间，英文作品发表不太成功，尤其与她离港赴美时以英文写作为生的热切期待构成强烈对照，使她历经了长达十余年的生存困扰①。这是一位出色作家的跨文化传播、接受遇挫的适当例证，值得予以充分展示和探讨。张爱玲的朋友宋淇、夏志清等，英文出版经纪人、编辑、审稿者，曾与她交流过各种意见。笔者久已留意，搜检此前成果，发现已有学者探讨过张爱玲在美国英文发表遇挫原因，包括其英文写作的技术性问题，如高全之、刘绍铭、宋以朗、李欧梵、布小继、姚玳玫、刘川鄂、哈金等，有些直接以张爱玲本人书信、自述为根据②，大都具灼见。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受各种因素主导和囿限，对于张爱玲受挫的具体过程、体验、原因和自我反思关注还不够充分。近年张爱玲相关原始材料包括私人书信的披露以及她的英文原著、自译文本搜集比此前更加方便，为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尚有开掘空间。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成绩单(1939-1940)

      张爱玲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教会学校，英语娴熟，成绩突出，在校刊已发表几篇英文习作③。因被父亲软禁事，她18岁时曾写了一篇英文申诉，投寄《大美晚报》，编辑加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登载④。1938年投考伦敦大学，为远东地区第一名，获录取。后因二战阻隔，英国大学拒收东方留学生，她只得转赴香港大学读书。张爱玲学业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英文写作征文比赛获重奖，且为同时获文科二年级两个奖学金者⑤。香港大学“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文献展”展出了张爱玲大学一、二年级成绩单，大概因港大教授要求严格，分数并不很高，英语四次考试分别为70.2、65、89、88分⑥。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港大停学，5个月后，她回到上海，最初即试图以英文写作为生。她投稿沪上英文报刊《泰晤士报》(The Times)与《20世纪》(The XXth Century)，主要发表影评与中国文化散论，共10余篇，如后来改译为中文的《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等，针对在中国生活的西方读者，以一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具独特个性的眼光，观察中国人的生活，颇得《20世纪》主编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好评，且受到读者青睐⑦。因多种缘故，张爱玲此后几年内并没有继续她的英文作品发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两年内，张爱玲作为汪伪政府官员和所谓“东亚共荣”宣扬者胡兰成的妻子，也被某些人视为“文化汉奸”，遭到相关部门和出版界的内部控制，几乎不能公开发表作品。沪上小报如《海风》《星光》《飞报》《沪光》《铁报》《光报》《罗宾汉》等，先后发表至少6篇简短报道，称张爱玲写作英文小说，向美国、香港杂志投稿，甚至有具体的杂志名，以及杂志处理其稿件的过程和结果等。如《飞报》报道称：“胜利后，张之作品在报章杂志上绝鲜发现，据闻她并未辍笔，在家照常以卖文为生。所写中文小说，自己保存起来，将来出单行本之用。同时又以英文小说及散文，投寄美国出版的《红杂志》上，赚的是美金稿费，林语堂之外，只她一人而已。”⑧其他报道还有各种细节，虽未必确凿，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不排除张爱玲有此意愿⑨。不过，据迄可见史料，这段时间张爱玲并未在美国、香港发表任何英文小说。

      1952年张爱玲赴香港，不久应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之招标(非聘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遇到了她一生最坚定而得力的英文写作支持者——美新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张爱玲翻译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等书以后，自荐创作英文长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秧歌》)，才写了头两章，交给麦卡锡看，就让他惊异佩服，评价极高，认为她是见过的两位文学天才之一——另一位是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麦卡锡很快引介张爱玲及其小说给当时访问香港的美国小说家马宽德(John P.Marquand)。马宽德也很欣赏，推荐给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出版顺利的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恐怕与马宽德的影响力以及当时难以判断其并不太好的市场反应有关⑩。《秧歌》出版，张爱玲极为兴奋，比之为初恋闻求爱(11)。虽未畅销，却获美国书评界赞许，张爱玲也有了与美国出版经纪人玛丽·罗德尔(Marie Rodell)的联系，激发了她赴美国从事职业英文写作并定居的意愿和信心。

      一、发表期待与受挫体验

      1955年10月，张爱玲得到麦卡锡担保，以难民身份远赴美国。麦卡锡和罗德尔夫人对她甚为关照，先已为她在美国一家简称CARE的机构联系了一个文字工作岗位——这很可能是张爱玲申请到美国居留的重要条件，因为她担心这个工作“迟则有变”，后来庆幸自己赶赴美国走得快(12)——当张爱玲11月下旬到达纽约时，该机构因经费不足而裁员，致无法接纳她就职。罗德尔夫人又另为她联系了一家银行工作，但张爱玲一心以写作谋生，无意兼职，初次见面时，即径直回绝了兼职的建议(13)。张爱玲自称，赴美对自己和美国都没有幻想，但她“主意拿定”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谋生，甚至获取作为英语作家的声誉，本身就是甚高的自我期许和语境期待。事实上，无论在赴美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还是到达美国后的几乎每个日子里，她心心念念关切的，就是正在写作中的英文小说的出版问题。她在写给最亲近的朋友邝文美、宋淇的连绵不断的信中，十来年中，叙述的中心就是英文写作与出版——更准确地说主要是遭遇各种挫折、不能顺利出版的问题，偶尔也有被读者、编辑肯定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