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是走向天堂的人，结果却走进了地狱。 《囚徒》是李锐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2011)续篇。《张马丁的第八天》讲述庚子义和团事件前夕，一桩发生在太行山脚下天母河岸边的离奇教案。方济各教会年轻的教士乔万尼·马丁由意大利家乡来到天石镇，改名张马丁，矢志奉献天母河教区，却在一场教会与地方娘娘庙信徒的冲突中丧命。就在官府捕获主犯、准备就地正法同时，张马丁幽幽地活了过来。然而他的“复活”却被莱高维诺主教刻意隐瞒，小说由此展开一连串惊人的逆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锐崛起于山西，曾以《厚土》《旧址》《无风之树》等作享誉一时，甚至赢得诺贝尔奖评审的青睐。新世纪以来李锐与文学界主流渐行渐远，终于退出国家级文学组织——作协。李锐的作品量少质精，描摹山西百年历史风物，充满沉郁悲悯的气息。他关心人间苦难，却不堕入各种名目的现实主义窠臼；他更愿直面天地不仁的根本境遇，思考“死者即以休，生者何自守”的难题。李锐的小说每每富有寓言向度，不是偶然。 李锐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将思考提升到超越层次。他叩问人与神的关系，苦难的限度，此世与来生的有无，信仰与背叛的二律悖反。小说处理了一系列矛盾情节：莱高维诺主教一心拯救中国百姓，却采用了最残酷的方式，对付地方异教信徒。张马丁是主教最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复活”后却宁愿叛离教会，坚持自己的真理。娘娘庙的信徒如此执迷传宗接代，甚至在洋鬼子身上找到生殖循环的妙方。神是什么？神迹如何界定？神恩可能以天谴的方式呈现么？越期望救赎，越可能遇见诱惑与堕落。“本想是走向天堂的人，结果却走进了地狱。” 李锐的思考并不止于此。小说发生在1899年义和团事件爆发的前夕，中国与“现代”冲突的危机时刻。西方的外交、军事威胁层层逼近，宗教势力也不断扩张。李锐笔下的天母河正是19世纪天主教与基督教各教派的必争之地。与此同时，大清皇权摇摇欲坠，传统天命不再能应付求新求变者的呼吁，一般平民百姓则从另类信仰中找寻灵魂寄托。白莲教、红灯教还有其它民间宗教活动此起彼落，义和团从山东、河北蔓延开来。在南方，一种名叫“革命”的信念开始滋生。 20世纪之交，“驱魅”的工程方兴未艾，新的神祇已经迫不及待进驻。神魔交锋，“真正”的信仰何在？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救赎人心不只是信仰问题，更是管理和清算问题？换句话说，宗教、政治、甚至经济形成最复杂的联动关系。为了普度众生，先要羁縻众生。神的恩典与人的欲望从来不易厘清，两者之间的权力让渡和交换尤其耐人寻味。小说于此进入惊心动魄的高潮。离开教会的张马丁一无所有，贫病交迫，大风雪夜里仆倒娘娘庙前，一个癫狂的神秘女人收容了他，视为天赐。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张马丁最终死去，庚子事变爆发，来年地方上出生了五个金发碧眼的中国婴儿…… 《张马丁的第八天》描写现代中国开端所面临的困境，在在让人无言以对。这本小说不能符合主旋律的期待，也没有市场和学院的反响，并不让人意外。在“主流舆情”的喧哗声中，李锐选择走自己的路。他是孤独的。然而作为问题存在的“张马丁”显然常相左右，促使他不断思考答案。十年之后，《囚徒》登场。 《囚徒》始于义和团事件爆发之后。一手炮制张马丁事件的莱高维诺主教已在乱中被活活烧死。那个在娘娘庙接纳张马丁，并且受孕生子的妇人张王氏沿河漂走，不知所终。庚子事变带来地方和朝廷巨大灾难，当初审理张马丁案的东河县知县孙孚宸被视为罪魁祸首，立遭革职押送入京，沿途并须亲赴各个被劫掠的教堂负荆请罪。这只是又一轮灾难的开始。一场大洪水摧毁天母河两岸方圆数百里，天石村村民无论信的是上帝还是女娲娘娘，都逃到女娲娘娘补天遗留的一方巨岩上避难——那正是娘娘庙的所在。洪水退去，霍乱接续，死者无数。 李锐以冷静的笔触描写天灾人祸，指出其中不可思议的种种。天石村上村张家八百余口原是娘娘庙最虔诚的信徒，在教会与官府追捕义和团余孽的过程中走投无路，一夕之间，全体决定改信天主。天石村下村农民一直仗恃洋教支持，却在大洪水和瘟疫中投向娘娘庙避难。清廷原本支持义和团起义，事变之后屈从国外势力，视效忠官员如寇雠。这些不得已的转向只能让芸芸百姓的信仰更加紊乱，也带来更多冲突和死亡。 李锐的提问是，我们如何面对如此荒诞也荒凉的人间情况？面向神祇的召唤还有用么？抑或就算众神不再，也必须从虚空里再造出一个神以为膜拜？就此，我们不禁联想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的政治神学论①。施密特目睹现代世纪诸神退位，理性当道，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乱象，因此设想“人间”的神学复返。这个神——曰主权，曰主义，曰国家领袖，曰德先生赛先生——不论名目为何，要之必能以无上权威，让人民如信众般追随，祭“神”如神在。政治神学一刀双刃，一方面批判启蒙理性的黑洞，一方面也为现代性的“神圣暴力”背书。然而我们不能无惑的是，施密特这类论述难道就此坐实了现代神学与政治的本质么？ 施密特的论述有其保守右翼根源，甚至与纳粹理念挂钩。何其反讽的是，他的大名与理论却是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学界从新左到新国学派的金字招牌。(又或者其间原本就有暗通款曲之处，毫无反讽可言？)作为小说创作者，李锐不必理会任何西方理论，重要的是，他能凭借“可畏的想象力”(fearful imgaination)②，回顾百年中国版政治神学可能的线索，反而能见人之所不能见。他写出庚子事变不仅源于中西政教冲突，更关乎中西精神超越面如何归属。事变的创伤与屈辱启动中国现代经验，也成为日后反帝反殖、革命启蒙论述的源头。李锐未必不同意这一论述，但藉着《张马丁的第八天》和《囚徒》，他有意做出更深层次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