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22)04-0052-11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1920年代的话剧作家而言，主要运用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新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一种‘沉闷的戏剧’，一种‘人类的心灵深处和灵魂底隐微的艺术’。它聚焦于人性的非理性区域和人的终极价值意识，散发着苦闷、彷徨、疾病、死亡的世纪末气息，体现出一种浓烈的悲剧意识。”[1]136这种“沉闷的戏剧”不仅体现于1920年代的话剧，也是中国现代戏剧聚焦的重要主题之一，“沉闷”更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情感内容，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最为常见、最为深刻的且源远流长的重要内容。“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2]13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将人生视为“突进不息的生命力”与社会“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外在的，更内化为人的心理能量，让人在内心深处时时受到道德与法律的束缚，处处调和着个体欲望与国家、民族、家族、社会的关系。人生深刻的兴趣正在于两种所产生的苦闷，有了“生的苦闷”，有了“战的苦痛”，人生才有“功效”。“生的欢喜”与“活得艰难”揭示生命意义和生存状态，文艺作为生命表现，必然是“苦闷的象征”。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丘脑下部存在着快乐中枢和痛苦中枢，痛苦中枢位于大脑的不同部位，彼此连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快乐中枢虽然分散在大脑的不同部位，但在一定意义上相互之间比较独立。痛苦中枢连成一片，更容易充分地遍及全身，成为混合统一体，因此，消极体验比积极体验更容易融合、渗透、转化，更加持久、更加深沉，更耐人寻味[3]121-123。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中，积极情绪会直接表现出来，比较容易找到引发快乐的诱因；而消极情绪往往混合而成，特别是一些比较深刻的消极情绪，如绝望、寂寞、忧郁、苦闷等，显得晦涩、朦胧、模糊，难以捕捉，不易传达。文艺作品表达绝望、寂寞、忧郁、苦闷等消极情绪时，悠远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现实关切，一定与主人公的具体生存语境和内在心境相结合，凝聚为主人公深切的人生痛苦体验。我们可以从作家、作品主人公的具体生存语境和内在心境，追溯绝望、寂寞、寂寞、郁闷的主导性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呐喊·自序》第一次深刻洞彻现代中国社会的“强制压抑之力”，并以毁掉“铁屋子”象征地表达了“突进不息的生命力”，被“铁屋子”笼罩着的鲁迅于苦闷、绝望之中生出了“反抗绝望”的力量，开启了现代小说写作；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表达“冷清”语境与潘金莲情热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冷清”的历史文化和戏剧情境导致潘金莲的人生悲剧，追求个性解放的潘金莲必然反抗“冷清”的社会和文化。曹禺的《雷雨》揭示“郁热”所诱发的人物非理性、变态、歇斯底里的心理和行为，以繁漪为代表的主人公陷入“郁热”之闷，也因反抗“郁热”而陷入悲剧。 1922年12月3日，鲁迅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呐喊》撰写了《自序》。在鲁迅“自序”的生命历程中，我们首先感受到传统家庭的困顿和鲁迅式“寂寞”。“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走异路，逃异地”，“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4]437-438。“幻灯片”事件让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439然而，提倡文艺运动、创办《新生》让鲁迅体验到无端的悲哀和无边的寂寞，“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4]439。为了抵御这无边的寂寞，鲁迅“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躲到S会馆钞古碑，获得的却是“更寂寞更悲哀”[4]440。 这个时候，同样“感到寂寞”的金心异来到S会馆，二人讲出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铁屋子”意象。这“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毁坏的，里面有许多睡熟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这是鲁迅第一次将无端的悲哀和无边的寂寞表达为“铁屋子”之闷。鲁迅意识到“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鲁迅答应“做文章”，这便是《狂人日记》，便是后来的《呐喊》，便是鲁迅排解“铁屋子”之闷的艺术方式。这一具有启蒙价值和革命意味的“呐喊”，不仅仅是鲁迅自我心理之“闷”的排解，也是时代之“闷”的排解，并且寄希望于未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4]441。 孙伏园认为“这‘一件小事’对于作者有那样重大的关系：看国家民族自悲观至于乐观；看一般既无外表又无知识的苦同胞自愤激、隔阂、怜悯而至于尊敬、亲切、崇拜；看自己的事业自‘没有什么用’也‘没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中语)的古碑钞写一类性质的工作而至于为大多数人群奋斗而满含着勇气和希望一类性质的工作”，指出鲁迅“少壮时代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在《呐喊》中“作风甚至思想”并没有“转变”，而是“发展”[5]。另一些学者更多注意到鲁迅对“黑暗”“消极”和“寂寞”的深刻表达，这些表达与“铁屋子”之闷有着直接联系。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从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揭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6]14-30。李欧梵分析鲁迅思想和情感上的“黑暗之力”，用“铁屋中的呐喊”隐喻鲁迅意欲唤醒“熟睡”中“盲众”的启蒙精神和觉醒者的绝望、寂寞[7]。朱寿桐发现“鲁迅的深刻和伟大往往正是体现在这样的‘消极’方面”[8]。梁建先用“惨怛之呼”概括1924-1927年病中鲁迅的心境与创作，认为“除了沦于精神颓唐的启蒙无效与兄弟失和之外，身体疾病——尤其是肺结核症状的愈发严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9]。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呐喊·自序》的主题是鲁迅“对促成他现实性烦恼苦闷阴影(伴随他一生)的反抗，是他摆脱阴影的努力，与后来向小说《孤独者》和散文诗集《野草》的展开相同。由此，他实现了对自己过去的探索。因为他看到的过去是黑暗。他有一种忧郁的思想，自己称之为寂寞(与后来命名的‘绝望’相同)”[10]7。鲁迅“摆脱阴影的努力”，实际就是鲁迅洞察时代之闷、释放“铁屋子”之闷的现代表达方式。汪晖通过对《呐喊·自序》的细读，说明“鲁迅文学的动力不是从绝望出发，而是从反抗绝望出发的”，“鲁迅的文学根源植根于寂寞，诞生于打破寂寞的愿望被激发的时刻”，鲁迅“‘反抗绝望的文学’是从早期的‘希望的文学’脱胎而来，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希望的文学’将自身的希望作为动力，而‘反抗绝望的文学’却将希望从内部或者自我的范畴内排斥出去，使之成为一个客观的、有待探索的、包含着无穷可能性的领域”[11]。从鲁迅深刻洞察现代之闷及其寻找艺术排解的角度而言，无论是竹内好的“从绝望出发”，旺晖的“从反抗绝望出发”，都阐释了鲁迅对现代之闷的深刻洞察，揭示了鲁迅文学创作排解现代寂寞、“铁屋子”之闷的内在心理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