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学按性别分为“女频”和“男频”，作者和读者遵循默认这种性别共识，这是网络文学的分类特征。不过，以二元的频道划分方式将网络文学中体现传统性别文化的文本进行归类，并将这些特征固定下来，其局限性日益显现。如果“女频”被定义为符合“女性”阅读趣味的文本集合，那么“女频”又在印证怎样的性别视野？当下中国网络文学，着意迎合大众意识形态，以传统的性别规约为这一分类方式架构性别的藩篱，呈现了大众意识形态中性别认知的断裂。结构主义将二元对立看作一种文化符号，对应着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在使用“女频”作为前缀予以限定时，其小口径、情爱结构的模式特征便跃然于想象之中。而在持续沿用“女频”为网络文学作品冠名的过程中，也同时实践着巴特勒所说的“操演性”①——加固本质主义的性别认知，约束想象的路径，为性别文化重复表演。从文学实践看，这样的分类方法损伤了多元的网络文学世界所包孕的多种可能性。 相较于“男频”，女频网络文学的确在发生之初更具性别特征，表现为“行动元”对外貌、柔化性格的强调，叙事结构对纯爱逻辑的编织，内视角、独白的单线叙事等。然而近年来，女频网络文学叙事方式的逆转，“反套路”的处理，却显露出一种在性别内部反抗性别认同、消解固化认知的意味。2020-2021年，女频网络文学所涌现出的诸多代表性作品以相异的时空、主题、人物设定，共同推动着整体叙事结构的转型。借用格雷马斯的叙事分层说②，对女频网络文学在修辞层面、故事层面和内在逻辑层面同时发生的变动进行阐释，可以透视这一频道内部结构演变背后所隐藏的对于性别认知的深化。 一、场景化“美貌”叙事的消失 网络文学发生之初，女频网络文学对女子美貌的展现多以“柔美”为主，而男频网络文学对女子美貌的展现，则偏“肉感”，当传统女频文兼具小资自我浪漫化想象和中国传统男性叙事“碰撞”时，男频文则采取了资本对女性的“凝视”方式。女性最先被定义的就是“身体”，波伏瓦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定义”的来源和机制③。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则认为在肉体层面，两性的区别根本上说是“社会的”，只是附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因素。即使调和自由主义所持的女性自然主义的观点，我们也会承认，所谓“女人味”的身体表现，并不完全是生物性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女频网络文学，天然地以“女性”为能指，首当其先的是对其“身体”的叙事。 此前女频文中所流行的“现言”和“古言”作品，常常会对“美貌”做出场景化的呈现，即放慢叙事时间，暂停转喻，延伸隐喻。如墨的长发、如烟的长眉、凝脂般的肌肤……这时叙事时间不在文本内部流淌，而是勾连外部的历史和现实。通过“互文”和“象征”，场景化“美貌”叙事不仅表达着被凝视和观看的权力客体的种种特征，而且以种种“非劳动”的隐喻，表达了对于参与世界的拒绝。通过“劳动”，男性建构并表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是被建构的一分子，因而会呈现静态、抽象的特征。女频网络文学对女性身体最初的表现，表达着对“被动客体”的认同。“场景化”呈现的种种细节，不仅是主体性的身体叙述，而且是客体化的自我补充——将建构转化为自然，将“赋予”转化为“自我”。 不过，这两年的女频网络文学发生了改变，表现为诸多重要的“古言”和“现言”作品开始省略场景化的身体叙事。2020年天下归元的《山河盛宴》(2020年度中国作协影响力榜获奖作品)④，对女主文臻的外貌不做过多描述，甚至让男主燕绥描述她“矮了点”。再如以一部推理古言《簪中录》⑤成名的侧侧轻寒，曾在《簪中录》里不遗余力地描写女主黄梓瑕是如何以美貌闻名于天下，“极黑的头发，极白的肌肤。她的步伐身影轻盈纤细，如初发的一枝花信”，而在2021年的新作《司南》⑥中，却让女主阿南褪去了白皙无瑕的雪肤花貌，变成了“肤色微黑”“看起来很普通”的女性。 “美貌”不仅曾是女主人公们的主要特征，而且会被作为最主要的“行动元”，即推动整个作品情节进程的重要功能性元素。在“古言”中，女性的“美貌”往往招来异性的垂涎与同性的嫉妒，作为选美竞赛中的天然资本，成为女主遭受同性构陷的“原罪”，等待男性“强取豪夺”的“诱饵”，这也往往是叙事矛盾的起点，由此塑造了女性“貌美而无辜”“柔弱需保护”的形象。似乎当姿容姣好的女主人公甫一登场，读者便习惯性地开始担忧她的际遇。而在2021年，在她与灯的《观鹤笔记》⑦中，女主杨婉虽被赋予“芙蓉玉”的象征，行走于宫闱内外，却从未遭遇“外貌危机”，其所陷入的困境始终只关乎个体本质，关乎周遭人物与公理。蒿里茫茫的《早安！三国打工人》⑧中，女主陆悬鱼穿越后，其外貌更是被反复以“平淡”“普通”“路人脸”“记不住”等词语加以形容。作者不仅在以全知视角观照女性时有意略写其外貌，在通过内视角呈现人物的彼此“观看”时，也会让女性人物开始“面目模糊”。“美貌”因不再具备任何社会价值而被“省略”，由此而来的失焦状态呈现其与“欲望”之间纽带的断裂。 从情感线的发生到发展，“美貌”不再充当推动男主对女主一见钟情、不可自拔，乃至魂牵梦绕、不离不弃的亲密关系的推手。在近两年的女频网络文学中，肖像描写往往被压缩到极致，有关外貌的形容常常被一句带过。例如在孟中得意的《实用主义者的爱情》⑨里，女主费霓被简洁地形容为“标致”，至于是哪种“标致”，小说并无意细致刻画。严雪芥的《入梦金鱼》⑩中，女主黎青梦更是在前半程的叙事中从未获得任何有关外貌的“静述”。当女性外貌被有意淡化后，被着重强调的则是主体内部的精神，而往往这种精神气质外溢出来，刻在女性的眼角眉梢，在“描写停顿”中被“凝视”。例如城南花开的《遇见她》(11)中，梅路路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是“又高又瘦，眼神坚定”，昭示其绝不服输的性格；戈鞅的《财神春花》(12)中，长孙春花“眉目如江水，内蕴春山”，映衬其恢宏大气的“仙家”境界；空谷流韵的《大宋清欢》(13)中，女主姚欢穿越后第一次从镜中打量自己，所着重关注的也是其“带着忽而犹疑、忽而释然之意”的眼神，而非以往要耗费作者大量笔墨赘述的惊人美貌。可见，当女性身体“离场”，从“待价而沽”“争奇斗艳”中出走，远离“客体”与“猎物”的表征，转向精神与理性的“在场”时，内在的主体性开始显露锋芒。女性形象逐渐在情节、对白以及自述中凝形为性情、品质、能力、人格、理想的集合体，期冀可以与男性在同等的位置中相逢，“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