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08-0160-07 众所周知，“朦胧诗”论争中有所谓“三崛起”之说，指的是1980年代初期三位诗歌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分别撰写的三篇文章，因为这三篇文章题目中均有“崛起”之语，而且都因为对“朦胧诗”的鼓呼而引起重大争议，遂被并称为“三崛起”。“三崛起”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功过是非学界已多有评说，作为重要特定称谓的“三崛起”也早已进入当代文学史。本文试图追问的是，除却显而易见的批评家个人的才情和胆识，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了“三崛起”的出现？在“三崛起”出现的背后，有哪些共同的因素给予了批评家发声的勇气？笔者的观点是：“新时期”对大学教育的重视，高考的恢复，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权力逐步获得保障，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群体成为诗歌写作、批评以及阅读的生力军，使得学院成为“三崛起”得以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或者可以说，学院权力在此时的有限崛起，是“朦胧诗”得以生成、传播的关键因素，也是分析同时期文学场域必不可少的维度，可将之称为“三崛起”背后的另一“崛起”。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罗列有关恢复高考以及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情况，而将论述集中于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和桂林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这次被学界称为“南宁诗会”(下文亦沿用)的大型文学活动中，“朦胧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遭遇战”，“三崛起”中的谢冕、孙绍振先后亮相，徐敬亚则以特殊的方式“在场”。他们的发言不仅在会议现场引起了争论，而且还与“三崛起”的写作与发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引发了臧克家、艾青等老诗人在之后论争中的出场，再往后便是“朦胧诗”论争的高潮。从这次会议的筹备到举办，以及会议之后的一些情形，都可以看到学院已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生产和主体建构的场所，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塑造当代文学活动的形貌，并深度介入文学场的秩序调整和资源配置。① 一、主办方和与会者：“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1980年4月7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开幕，22日在桂林闭幕。这样的文学会议放在今天无甚新奇，但如果了解一下“新时期”伊始一段时间内文学会议的基本状况，便会发现在“南宁诗会”上爆发论争并非偶然。“南宁诗会”之前的文学会议一般由文联或作协组织，会议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基本上是这些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主管主办的文学报刊)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不仅管理会议的一般事务，比如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议题、议程、报道等等，还会通过对这些一般事务的管理进而主导会议的主题、方向、气氛、结论。从“新时期”伊始到“南宁诗会”召开之前，文联、作协或其主办的文学报刊组织召开过多次会议，会议的主题大多为“拨乱反正”、人事安排、工作部署、作品研讨、总结展望等等，会议气氛从之前的“谨慎”很快进入常见的“热烈”，但在会议现场展开公开激烈论争的实属罕见。②“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辑组”注意到了这次会议与上述文学会议的首要不同之处：“这是一次由诗人、评论家、报刊编辑与教学研究人员结合起来的，以探讨我国新诗发展中的理论问题为中心的大型学术性会议。”显然，“编辑组”深知这句话里的与会人员构成情况——“诗人、评论家、报刊编辑与教学研究人员结合”——的意味，也知道“学术性”这一定位才是这句话的关键词，于是，紧接着强调了这样的“结合”和“学术性”的意义：“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③ 作家协会也是“南宁诗会”的联合主办方之一，不过并非中国作家协会，而是其广西分会参与主办，以尽地主之谊。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广西大学中文系和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联合主办。在这六个主办方中，后三者均为广西本地单位，可谓是会议的“地接”一方，并非会议的发起方和主导方。真正意义上发起和主导这次会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这三个学术机构(团体)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另外两个单位的交集所在，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主办方。其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算不上一个“单位”，没有固定的机构和硬性的约束机制。如果考虑到该研究会由“全国从事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评论、编辑等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会员主要来自学术机构、文学媒体和高等院校这三类单位，其中高等院校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体量上都远远大于前两者等实际情况，将当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看成是一个具有浓厚学院背景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组织”或无不可。若从字面上看，似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定位为自愿结合的群众性专业团体的中国作家协会很相似，但实际上，二者在组织方式和功能定位上有很大差别。中国作家协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是同级单位，是中国单位体制中的一个有明确行政级别和层级关系的“群团组织”。在组织的严密性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这样松散的“民间社会组织”是无法与中国作家协会同日而语的。④会员加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全凭“自愿”，研究会本身尽管有领导层和相应的人事安排，但主要功能是为会员“服务”，而非“管理”。学术、民间、学院以及组织的松散性，这些关键词可能适合用于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性质”，正是这些性质影响了“南宁诗会”的受邀人员名单、议题、议程和会议的气氛。 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众多，总人数有100多人，是“有新诗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关于诗歌的讨论会”，而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共同身份是高校教师，“也就是高校里有一批人，包括北大，及很多高校里面也有一批从事理论工作的一些批评家……这次会议不是诗人为主而是理论批评为主的会议，诗人也参加，还有学者、批评家”。⑤孙绍振也是与会者之一。不过，当时的孙绍振尚未以文名世。据他本人回忆，他是以诗人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诗人孙绍振”这一头衔可能会多少让人有些意外。孙绍振之前确实在《诗刊》《福建文艺》发表过类似《友谊如山情似海》这样的诗作，但考虑到诸多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诗人(如北岛、舒婷)尚不能被邀请，“诗人孙绍振”在当时能收到会议通知，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作用了。更具体一点，与参与会议筹备的谢冕有些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