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上，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令人高度关注的创作现象，主要是因为它展示了两种独特的艺术追求：一是它以明确的“求真行动”倾力维护文学的现场性和真实性，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及其经验，并使文学回到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关切之中。二是它以异常灵活的叙事方式，展示了自身极为突出的跨界功能及开放性的叙事空间。从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历史学中的口述实录，到新闻学中的特写和长篇报道，都在频繁使用“非虚构”这一概念。这些非文学领域如此强调“非虚构”，其实并非为了捍卫科学意义上的真实，而只是为了强化叙事的文学性，毕竟《史记》就一直被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新闻里也有大量颇具艺术感染力的特写之类。 非虚构写作所彰显出来的这两种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有力地突破了很多传统文学既定的表达机制，包括虚构类写作在经验层面上所隐含的自足性，传统纪实类写作在文化视野、问题意识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拘囿，以及宏大叙事与平民日常生活书写的游离等等，同时也有效地回应了仿真技术以及社会快速变化等对人们把握真实造成的困境，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可以说，非虚构写作通过“行动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突破，在本质上表明了这种审美追求既具有群体性、整合性和动态性等思潮特征，又在创作主体情感与观念的传达方面，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情境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内在关联，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首先源于作家主体情感和思想表达的内在需要。朱光潜曾说：“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须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文学当作一种艺术看，也是如此。不表现任何情致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1]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叙事，并不像其他的纪实类作品那样，刻意回避作家主体对叙事过程的介入，而是恰恰相反，从作家“为何写”到“如何写”都进行如实的呈现，并在叙事过程中毫不含糊地展示作家主体的情感，传达作家自我的思想观念。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表明了非虚构写作主体的行动性和在场性，也体现了它与社会学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内在差别。因为在其他非文学领域，理性的科学之真是其最基础、最核心的本质；而在文学领域，情感之真则是一个首要问题，没有情感的文字“就不算是文学作品”。 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文学的求真行动”，主要在于其所求之“真”，包含了情真、事真、理真，体现了文学创作对于真实的多维度追求。其中的“事真”，既是基石，也是核心，因为非虚构面对的就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是实然的生活，而非应然的生活。若无所叙之事的真实，情和理的真实也就缺乏必要的依托，当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但是，倘若细究非虚构作品中的所叙之事，也不全然是客观意义上的真实之事，而是多半建立在作家主体情感之上并且经过作家理性剪裁的真实，用《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大地上的亲人》)作者黄灯的话说，“因为渗透了来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肤的体恤，在知识过于密集的语境中，唤醒情感在叙述中的自然出场，自有其必要和价值”[2]。这实际上表明了作家选择何种事实进行叙述，首先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表达的需求。只有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作家内心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振，并使创作主体产生了意欲表达的冲动，作家才会主动选择投身其中，或进行田野调查，或着手史料爬梳，或寻访当事人。所以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作家强烈的情感导向和思想观念的明确渗透。 这种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传达，既是基于作家对特定现实和历史的认知，也是源于作家内心所固有的文化立场和道德情怀。它不同于虚构性写作对可能性生活的想象与营构，而是从真相的角度，试图重构自我所见证的现实或历史，是作家面对实然的生活进行的自我求证、自我诠释以及自我同构。因此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清楚地看到作家写作的情感动机。譬如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中，作者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情感及价值立场：“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同时，也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3]这一连串的追问，将青春、理想、智慧融会在一起，既表明了作者努力寻求激情人生的意愿，也传达了他的内心深处对“湘黔滇旅行团”无比敬畏的情感，以及对这群师生精神理想的膜拜。在《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以下简称《野地灵光》)中，李兰妮也说道，自己已吞服了十二年的药，依然未能摆脱抑郁症的折磨，所以她渴望住进精神病医院，既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拯救别人，“于公于私，我要去住精神病院。哪怕只是探探路”[4]。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伊险峰和杨樱也认为，他们之所以想书写这两位小时候的同学，并非是因为他们如今有多么的成功或特殊，而是试图借助这两位“70后”出生的人物个案，“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通过个人的成长和变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因为这一代人“是流动性最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5]。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则更明确地说道：“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6]从这些写作动机上看，那些实然的生活，绝非只是无需省察的既成事实，而是包含了令人激奋的待解之谜。它们触动了作家内心的隐秘情感，也引发了他们意欲重新探究和思考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