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意识·身份认同·文化行为　　

      鬼子曾在访谈和创作谈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1996年对其文学观念嬗变和文学行为转折的重要意义，认为1996年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的开始：“为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在一九九五年，曾用了一年时间，把当时的中国文坛阅读了一遍，我指的是有关作品，我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别人都在写什么，在怎么写，有没有我可以突破的位置。”①他同时说对自己1996年之前的作品不屑一顾，并声称绝不会将它们收录进任何作品集里：“但这小说(意指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引者注)同样没有被我收入过任何的集子。”②“我早就觉得那些小说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都没收到我的作品集里。”③

      关于1996年前后两个时期创作之间尖锐的冲突和对立，鬼子有过不无暧昧的说明：“我为什么对我的前期作品不屑一顾，就是觉得它们太‘广西’了。我96年回过头去写小说的时候，首先咬定的就是不能再写‘广西’小说了。我们既然选择了汉语的写作，那么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在哪里？我们应该奔那个前沿阵地而去。写作不是高考，你不能渴望少数民族可以加分。”④鬼子的说明恰恰表达了其创作与广西地域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它暗含着鬼子创作中由广西这一地域所造成的多重焦虑：广西方言焦虑、广西地域文化焦虑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焦虑。由于以上多重焦虑都是由“广西”这一地域造成的，所以从本质上说，鬼子创作中呈现出的就是广西作家身份焦虑。作为广西作家，鬼子对多重身份焦虑的消解的目的，便是奔向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也就是实现“边缘的崛起”。

      虽然鬼子反复声称决不会将1996年之前的作品收录进任何集子里，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察，鬼子在编作品集时，明明将自己早期创作的许多作品都收录了进去，包括前文鬼子提及的“同样没有被我收入过任何的集子”的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其实际的文学行为与创作谈之间就产生了自我矛盾。诸如，将短篇小说《妈妈和她的衣袖》(1984)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面条》(1990)收录进《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和《〈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古》(1990)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有那么一个黄昏》(1991)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杀人犯木头》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中篇小说《叙述传说》收录进《中国小说50强》。此外，短篇小说《古》(1990)被再刊于《莽原》2004年第5期，中篇小说《家墓》(1991)被再刊于《小说家》杂志1998年第5期并收录于《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以原貌被收录进作品集，而是小说名和小说内容基本上经过了鬼子精细的删改。因为删改的幅度比较大，尤其是很多小说名发生了变化，所以学界尚未发现鬼子这一隐秘的文学行为。我们可以想见的是，鬼子在1996年文学观念嬗变和文学行为转折的作用之下，其早期作品经历了版本流变。经历了版本流变之后的早期作品，便不再为鬼子“不屑一顾”，不再“太‘广西’”，终于奔入了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也不再以少数民族的文学形态呈现。换句话说，通过版本的删改，鬼子隐秘地完成了作为广西作家的多重身份焦虑的消解，以及由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

      那么，1996年，鬼子如何理解和想象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面对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广西这一地域为何会给鬼子造成多重身份焦虑？鬼子消解多重身份焦虑的路径又是什么？为了奔赴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鬼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行为选择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鬼子的文学创作与广西这一地域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复杂紧张关系？以上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

      笔者将前文所论及的鬼子小说初刊本与作品集所收录的版本做了详细的版本校对，发现鬼子主要是将文学的语言载体广西方言删改为中原官话，同时将小说中的广西地域文化书写悉数删改。其实，早期作品版本流变的文学行为就是鬼子在创作上“逃离广西”的心路历程，这恰好契合了鬼子对其本人以及“文学桂军”整体的文学行为选择的看法：“广西作家的成功，同样是选择的成功。或者说，是改变了观念的成功，首先，我们不再是坚守在‘继承广西文学传统’和‘立足于广西’这样的观念上，而是选择了逃离(至少我本人是选择了逃离)广西原有的文学轨道，选择了与全国作家同时奔跑在一条跑道上。”⑥

      一、语言载体：从广西方言到中原官话

      作为广西的仫佬族作家，语言的选择在鬼子的创作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以往的许多创作谈和访谈中都明确地论及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在鬼子的自我表述中颇为复杂，牵涉到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和汉语作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在他的创作谈《艰难的行走》中的“创作与生活”部分和访谈《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以及《鬼子访谈》中都有丰富的表述。根据笔者的考察，鬼子1996年之前作品的版本流变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将其早期创作中的广西方言，亦即土语，删改为汉语，亦即官话。因为，鬼子在自述中一直把广西方言称为土语：“他用的却几乎都是我们的土语”⑦，把主流的通行的文学语言称为官话：“那所谓的官话就是我一直苦苦向往的汉语。”⑧

      《妈妈和她的衣袖》是鬼子的处女作，文本中尚处于原初状态的广西方言土语俯拾皆是。但是，当鬼子将它收录进《〈短篇王〉文丛》时，所有的方言土语都被他有意识地删改为标准的官话。《〈短篇王〉文丛》与初刊本相比较而言，先前的广西方言土语“几多岁”“屙了蛋”“灌土狗”“对个象”“一骗，骗了过去”“死钉住脚”“喜泪”变为了中原官话“多少岁”“下了蛋”“灌蟋蟀”“找了一个对象”“让过了”“死死地站住”“高兴的泪水”⑨。此外，多处方言拟声词与方言语气词以及其他方言土语被删掉，诸如：“‘啾’一声”“啵”“吔”“寡蛋”“酸坛”“气杀杀的”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