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兄弟书信中的郭沫若

      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问世，自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式进入西方学院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作为综论类的文学史论，这部小说史既是学科开山之作，亦是影响深远之作，既广受赞誉，亦备受争议。出版伊始，夏志清便与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在《通报》(T'oung Pao)展开辩论，1961-1963年之间的这场学术论争成为海外汉学界的标志性事件，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1979年《小说史》中文繁体版出版，旋即引发学界热议，甚至对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产生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独具慧眼地“打捞”了张爱玲、钱钟书等优秀小说家，又离经叛道地贬低鲁迅的文学价值和地位，这一热一冷成为《小说史》最受人关注的焦点。其实如果将视线稍稍移开，会发现夏志清对创造社诸位作家的评价同样值得注意。按照普实克的观点，张爱玲等作家因为作品与夏志清“志趣相投”而受到宽容优待，鲁迅等左翼作家则因其政治立场被怀有敌意地冷嘲热讽，创造社则处于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①重审《小说史》对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评价，或许可以更为清晰地甄别其偏见与洞见，探究早期有影响力的海外汉学论著中意识形态、审美趣味、文学标准和学术视野的复杂关系。2017-2021年简体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文献。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

      夏志清和兄长夏济安18年间鱼雁不绝，从1947年夏志清留美，至1965年夏济安离世，总计612封通信中“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②正因家信百无禁忌，兄弟间的纸上对话才能还原历史情境下的政治立场与文学观念。将书信与《小说史》对读，可以看到文学评论背后的种种私语，也能借此了解夏氏兄弟的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四章为创造社专章，主要涉及三位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第一节借郭沫若讲述创造社的来龙去脉，第二节专门评述郁达夫的创作。夏志清对郭沫若评价不高，认为“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即便是创造社最好的郁达夫也和其他人一样，“感伤气味太浓，文章写的马虎，结果每篇小说都有缺陷，也很可惜”。③《小说史》对创造社的整体评价是“喜欢卖弄学问，态度独断，喜欢笔伐”，“假浪漫主义为名，一味狂放，浮而不实，作品没有丝毫规矩绳墨，言过其实”。④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表达或许印证了普实克的批评，即“更使我们惊讶的是夏志清的评论在语气上的悬殊。谈到左翼作家时，他是嘲讽的，至少是有保留的”，他还指责夏志清“缺乏对材料的科学和系统的研究”，采用的是“极为主观的批评方法”，甚至有一些是“顺嘴的评论”。⑤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早在1952年1月29日的通信中，夏志清已经提到他“想花两年功夫写本中国近代文学史”，正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初步面试；3月30日，他向兄长报告已向基金会提交申请书，“成功希望极大”；5月24日，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了夏志清的研究计划，研究经费为两年8000美金，彼时北美做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最大困难是资料的匮乏，夏志清一开始便顾虑到这种状况，除了依靠耶鲁图书馆的馆藏，他还计划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检索文献，甚至想为此搬去纽约。⑥大约由此时起，夏志清进入了广泛阅读、恶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文献的状态，他不时在信中汇报研究进展，“晚上看些中国旧小说”，或者“看完了五四时文学论争的文章”，11月时研究进度明显加快，“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差不多一天看一本书”。⑦

      创造社作家是最早出现在夏志清阅读清单上的，书信中对这些作家的阅读和探讨贯穿了《小说史》的整个写作过程，甚至在专著出版后仍在继续。1951年郭沫若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兄弟二人的通信中⑧，随后是郁达夫和张资平，其余的创造社成员则被认为没有太多讨论价值，直到1964年，即夏济安去世前一年，这三位创造社作家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关于文学的讨论中，书信中对几位作家的持续关注与《小说史》中有限的篇幅相映成趣。在《小说史》中郁达夫是获得评价最高的创造社作家，享有单独成篇的优待，但书信里郭沫若才是夏氏兄弟最为在意的。初步统计，五卷书信中出现郭沫若47次，郁达夫10次(张资平最少，只有4次)，通信人对他们的关注明显不在一个层级，信中谈论的内容也有深浅之分。

      《小说史》中列举的郭沫若作品十分有限，除了《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外并未提及其他篇目，多半是宏观论述。而根据书信集，夏志清通读了郭沫若的全部文集，动笔前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1953年初，夏志清已经通读了耶鲁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包括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专集及其他作家的一些选集，圣诞节期间他又专门去哥伦比亚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学期刊，在和夏济安的通信中他盛赞沈从文而贬抑郭沫若，大发议论说“郭沫若每样作品都写过些，可是没有一方面是成功的，可算是中国最不deserve(值得——中文注释为笔者所加，下同)享盛名的作家”⑨。这种论调和小说史几乎完全一致，只是语气更加直白。小说史中修正了过于生硬的语气，还肯定了“他的自传，是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文件”。⑩这个评语与夏志清对郭沫若的深度阅读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