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正是湖南大地的春末夏初时节，复出的康濯静下心来，认真阅读着好友萧也牧的相关作品，准备为即将出版的《萧也牧作品选》这本书写作序言。此时，萧也牧去世已达八年之久(1970年10月15日，萧也牧在河南黄湖干校被折磨致死①)。重新进入萧也牧的文学作品，康濯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我从头到尾读下来，实在忍不住万感交织。”②这种“万感交织”的复杂情感背后，表达出他对萧也牧的忏悔情结。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萧也牧事件作为共和国文学史绕不开的重大文学事件，重新进入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作为批判事件真正的当事人，康濯的态度是可取的，他回顾了1951年文艺界批判萧也牧的那场运动，“我个人那一次也不实事求是地写了文章批评萧也牧，这更是我近年来早在引以为训，感到难过，深有自咎的”③。康濯提及的这篇批判萧也牧的文章，篇名叫作《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 1951年10月9日夜，康濯写毕《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它是一篇特殊的批评文章，因为康濯和萧也牧是非常熟悉的朋友，“我是在一九三九年知道萧也牧同志的。这十来年当中，我们始终有着较亲近的关系，其中并有三四年是在一个机关里工作”④。作为非常熟悉的朋友，康濯对萧也牧也算是“知根知底”，写文章批评萧也牧远可以道出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不知道当年萧也牧看到康濯这篇文章后，他内心感受是什么。此前，萧也牧因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被私营电影制片厂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为同名电影，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也逐渐被纳入到电影制片的拍摄过程之中，被文艺界认定为“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反对一些东西了”⑤，进而受到来自官方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联合批评，认为它代表一种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在创作上的表现就是脱离生活，或者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⑥，“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⑦。《人民日报》于该年6月10日刊发文学评论家陈涌《萧也牧文学创作的一些倾向》，对萧也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创作倾向提出批评，接着在1951年6月25日《文艺报》四卷五期，署名读者“李定中”(实为冯雪峰之化名)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把萧也牧的文学创作定性为“新的低级趣味”，并把萧也牧与林语堂、左琴科并列。为了加强对“读者来信”的批判力度，《文艺报》特在该文前加了“编者按”，对“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我们特别希望能多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⑧。尽管有短暂的“插曲”，《光明日报》副刊“文学评论”发表过裘祖英(王淑明)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对“李定中”(冯雪峰)的庸俗批评提出反批评，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文艺报编辑部压下去。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和《文艺报》的主编，丁玲于1951年8月10日在《文艺报》四卷八期刊载《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出对萧也牧文艺创作的批评。在这篇文章里，丁玲特别提及萧也牧的好朋友康濯。 那时《我们夫妇之间》才发表不久，有人向我说这篇小说很获得一些称赞，很多青年人都喜欢。我就曾经和康濯同志说，这篇小说很虚伪，不好，以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过你，不过没有引起你的重视。那时我们(我说的是《文艺报》的几个编辑同志)还并不打算对你有所批评。我个人更不想在报纸上公开来批评你的作品。⑨ 也就是说，康濯和丁玲早在1950年的具体交谈中，就对萧也牧的文学创作倾向有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萧也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创作倾向是不好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康濯肯定会把之前(1950、1951年)与丁玲交谈的看法细节透露出来。 1959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初鸣集》，此书乃康濯结集的文学评论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亦收录其中，但正如他在后记里交代的，“这些文章都在编选的时候稍微作了点文字的修正和整理工作”⑩。具体落实到《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康濯所作的“文字的修正和整理”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经过细读，我们发现它涉及到版本差异的修改，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完全删除和部分修改。我们先看完全删除的内容。 一、完全删除及其相关性分析 对比《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初刊版(1951)和初版本(1959)，我们发现文章里完全删除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删除的内容为这些句子： 我同意丁玲同志《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不只是简单的同意，并且是从里边得到了很多教育。我看了这篇文章和陈涌同志等的其他批评文章，联系着想起了也牧同志创作上的一些情形。 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在1951年6月之后的批判萧也牧运动中，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它是继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陈企霞《关于文艺批评》之后，批判萧也牧力度最大的文章。在文章中，丁玲透露了萧也牧曾经求助于自己的私人信件，但她并没有以私人性信件的方式回复萧也牧，而是采取了公开信的方式。这种公开信，“但作者认为有使公众知道的必要，因而公开发表的信”(11)，使其原本一方(萧也牧)的期待发生了重大变化。丁玲在文章中表达的，尽管仍旧是治病救人的策略，“只在想帮助你思考你的作品的问题。你是有写作能力的，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是在哪里”，(12)但文章写作的出发点却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篇文章的“启发”，导致康濯写作《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对萧也牧进行批判(正如康濯自己的交代文字)。但是，1955年胡风案之后，丁玲亦陷入到批判运动囹圄，首先是被定性为“丁陈反党集团”，其次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全国文艺界的大右派，成为文艺界最重要的“反面人物”。此时(1959年)文章里含有赞赏性再提丁玲这个文艺界反面人物(文艺界的大右派分子)的口气，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康濯当然删除文字叙述中丁玲的这种影响力，同时也为撇清自己和丁玲的密切关系作必要的遮蔽。这样的删除，应该有政治环境突变的考虑，也是康濯自我保护的有效途径。如果此时在文章中继续透露自己和丁玲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会对康濯敏感的、不稳定的政治身份带来影响。在《初鸣集》后记中，康濯有这样一句话，“另有个别曾被评论到的作者，现在则已自绝于党和人民，堕落到时代列车的外面去了”，显然是有所指的。从他建构《初鸣集》出版的文章组成来看，第二部分内容为“反右派斗争和思想批判”，主要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为：《为了工人阶级文艺的大繁荣——读周扬同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肃清“灵魂腐蚀师”丁玲的毒害》《能够“放心”和容忍么？》《斥“一本书主义”》《要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武器》，分别批判了1957年被划定的文艺界右派分子如丁玲、冯雪峰、刘绍棠、刘艺亭、萧乾等人，还批判了反右之前曾展开的胡风批判和萧也牧批判。其中两篇文章针对丁玲，一为《肃清“灵魂腐蚀师”丁玲的毒害》，一为《斥“一本书主义”》。而在呼应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中，康濯也重点批判了右派分子丁玲的问题。写作于1957年8月19日的《肃清“灵魂腐蚀师”丁玲的毒害》一文，是康濯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批判丁玲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认为丁玲“在政治上所贯彻和宣传的文艺路线，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的路线，是麻醉青年的灵魂腐蚀师的路线”，进而认定“和丁玲及其反党集团的斗争，乃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是要不要党，是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灵魂工程师的道路还是灵魂腐蚀师的道路之间的斗争”。(13)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也是康濯重点批评的内容，写于1956年1月中旬的《斥“一本书主义”》，是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时候。在文章中，康濯指出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的实质，就是“一种利欲熏心的剥削者的论调，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论调”(14)。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编入《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康濯不得不考虑对涉及丁玲文字的“清除”。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著者康濯在政治上与“反动”的右派作家丁玲保持的政治距离和政治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