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作家的阅读与写作，或者说“读”与“写”关系的讨论，看似平常、普通，实则关乎本质，易谈而难“工”。笔者曾从作家的阅读与写作关系角度谈及阅读史与文学史互动的若干侧面①，是此前书话研究的自然延展。书话当然是讨论作家创作与阅读关系最直接、确证和直观的途径，但如果从读者和作者的身份角度宏观把握阅读(史)与文学(史)，或许更能发现其中的普遍纠缠：作家如何阅读，阅读如何深刻地影响作家的写作？ 一切作家皆“读家”。写作当然是作家的生活方式，而与写作同样重要的，读书也是作家的生活方式。书籍是文化的凝聚和载体，文学是人类思想文化精髓的生动表达和具象呈现，可以说，书籍是写作的摆渡，作家读书的所思、所得，构成了作家生成、文学滋长的土壤和空气。换言之，阅读是作家伸入文化土壤的根须，是文学伸向文化天空的枝叶。重新认识文学史与阅读史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作家阅读与其创作生成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也关涉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命题。 一、读与写的纠缠 诚如布鲁姆“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接着就不断地对我们进行遏止”②那句论断，阅读一方面滋养了作家，但另一方面又可能会压迫作家。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焦虑往往会引起作家的反弹和抗拒，很多作家并不承认曾受到某前辈的影响，所以影响研究往往是学者的归纳，作家则讨厌和惧怕谈论此类话题。布鲁姆曾近乎刻薄地谈及两位作家的例子。一位是华莱士·史蒂文斯。他说：“华莱士·史蒂文斯最讨厌别人提及他因阅读前驱诗人的作品而获益；但是，如果史蒂文斯没有读过沃尔特·惠特曼，他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史蒂文斯有时对惠特曼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在作品中也没有公开模仿过；然而，惠特曼还是很神秘地在史蒂文斯的作品里复活了。”③另一位是易卜生。布鲁姆说：“莎士比亚是易卜生真正的前驱，莎士比亚对易卜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歌德。这一点使得易卜生比其他人对‘影响’持更强烈的反对态度。”④不管作家承认与否，这种影响客观上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在研究文学生成、文学史演变中根本无法回避。 史蒂文斯、易卜生那样的焦虑在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尤其是当代作家身上表现得不明显，更多的时候他们并不讳言影响⑤，甚至有时还以受文学强者的影响为荣。马原曾坦率地指出，“人类的普遍经验应该就是写作所依据的共性”，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经验，包括个人的具体经历和从生活中耳闻目睹直接获取的各种经验；一种是广义的经验，这包括很多间接经验，比如通过教育和阅读而获得的经验”。所以，“阅读是我们这一代人获取间接经验的最主要途径”⑥。苏童也坦承：“我们受到了美国当代文学、欧洲文学、拉美文学的冲击和压迫，迷惘和盲从的情绪笼罩着这一代作家。”苏童对于这种获得或者说索取，有过自己的总结，“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一个是为了回头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一个是为了仰望，为了前瞻，是向别人索取”⑦。如果说前者表明一种无意识的影响，那么后者应该属于有意识的汲取。而这种汲取，最主要的路径无疑是阅读。 王蒙曾提及作家学者化问题⑧，苏童也承认有所谓“学者型作家”⑨。这种说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界定何为学者型作家并不容易。比如，素人作家难道不用阅读？恰恰相反，他们需要付出更多辛劳，需要克服更多困难，差别在于他们的阅读更加随性、偶然，近乎一种野路子的左突右撞。比如，与同时代及更年轻的同行相比，莫言算是素人作家，接受学院化的教育更少，但他的滋养方式仍是阅读，包括他自己所说的“用耳朵阅读”——一种野蛮生长般的阅读。莫言曾回顾说：“我在童年时用耳朵阅读。我们村子里的人大部分是文盲，但其中有很多人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满肚子都是神神鬼鬼的故事。我的爷爷、奶奶、父亲都是很会讲故事的人。我的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更是一个讲故事大王。他是一个老中医，交游广泛，知识丰富，富有想象力。在冬天的夜晚，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就跑到我的大爷爷家，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等待他开讲。”⑩ 不管是作家主动承认，还是被动显露，不管是学院教育，还是野蛮生长，不管是眼睛阅读，还是“耳朵阅读”，阅读总是作家成长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没有文化何谈文学”这一论断有其合理性。文化的滋养首要的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由此，从身份角度就会引出这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作为读者的作者与作为作者的读者，或者说作为“读家”的作家与作为作家的“读家”。 二、作为“读家”的作家 作家如何养成？对此，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太过平常，压根不需要考虑；有人仅从外部归因，很多传记的刻板化归纳就是这样做的；也有人把它神秘化，认为作家天生就与众不同，这个问题也就因此不可追问了。无论是现实化的归纳，还是神秘化的暗示，似乎都在取消这个问题的意义。然而，对于作家之养成问题，若从阅读悉心地抽丝剥茧，是可以找到其精神发育的某些蛛丝马迹的。 作家的精神发育，一定伴随其读书的过程。儿时的启蒙阅读，可能微弱、无形，闪闪烁烁如萤火虫的微光。唐诺曾做过类似比喻：“萤火虫从我们手边流逝，于是一如现代生活乃至于现代阅读的一则隐喻，尤其是童年的、启蒙的阅读。”但在历经沧桑世事后，儿时的阅读会更易引燃回忆的灯火，“就好像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一样，没有人存心要消灭这些无用但也全然无害的漂亮萤火虫，事实上问起来还谁都不舍得，如果可能我们极乐意让它们和我们代代小孩相处下去，为他们乏味的童年记忆亮起几盏小灯”(11)。 儿时的无意阅读很可能最深刻。比如作家潘向黎就曾满怀感情地回忆：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学龄前稚童，父亲便让我开始背诵古诗。……这在20世纪70年代，约等于今天有人让孩子放弃学校教育、在家念私塾那样，是逆时代潮流的另类。我是带了一点违禁的提心吊胆，开始读我父亲手书在粗糙文稿纸背面的诗词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