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2)06-0108-09 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被一部分人相当程度地对立起来。批评论者厌恶历史化论者的一脸“学究相”，貌似持重、严谨，实则才情匮乏，甚至内心根本不爱文学；历史化论者则强调当代文学需要知识沉潜和学科积淀，对文学批评的主观性、有效性等提出商榷，并尝试对这一曾“舍我取谁”般存在的学科方法及其生产的文学知识进行重新审视。两种声音的历史性对峙，看似学科内部出现了分裂，实则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界开始陷入混乱与无措。某种程度上，它是当代文学学科正处“分娩”而必经的阵痛。尽管现在对峙双方仍不免情绪激动且互致微词，但这种局面显然无法阻遏当代文学迈向史学化、知识化和学科化的脚步。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这种争论与分歧也必将成为后人治史时无法绕开的一种存在，构成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份历史遗产。 批评论者和历史化论者之所以出现此种紧张关系，主要原因恐怕有三：一是双方在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习惯、兴趣、范式和情感等方面难以调和；二是双方在“当代文学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认知分歧；三是双方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概念还缺乏一些共识。三者中，概念的认知是最根本的，它往往是各种分歧乃至误解的关键所在。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没有在概念上取得共识，有时双方其实是各说各的，完全不在同一个对话频道。笔者以下对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几点陋见，不论是对批评论者还是历史化论者，都有商榷之意。 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历史化 批评论者通常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个人化对话，它既看重作家或文本的“独一无二性”，也注重个人对其“独到”的发现与阐释。文学批评强调批评主体的文学经验、生命体验以及感官参与，因此批评是富有个性与体温的，也是灵动、鲜活乃至不可复制的。正是在这些方面，文学批评显示了它与历史化截然不同的存在姿态与价值取向，并就此将自身排斥在历史化的行列之外。 诚然，对感官、独创等的强调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但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文学批评尊崇的范式，而不是追求的目标。文学批评的终极目标，还是应该落到能够被业内人士乃至广大读者接受的关于批评对象的“知识”或“学问”上。批评论者的批评观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然而西方文论界虽也普遍承认文学批评是一项注重“感官参与”的活动，但同时又认定它是一门“科学”——“利用感官察觉情况的科学”①。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既是“特殊性”的“感官活动”，也是“普遍性”的“知识建构”，是审美与学理的统一体。韦勒克就曾提示批评家不要忘记“这样的事实”，“任何艺术作用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否则就会令人无法理解……每一文学作品的文词，本质上都是‘一般性的’，而不是特殊的”。为此他告诫批评家，文学批评如果一味地强调文本或批评主体的“独一无二性”，就很容易陷入“仅仅诉诸感情的‘鉴赏’(emotional ‘appreciation’)”的“风险”，从而“导致十足的主观性”。②萨义德也指出，那种专注于“独创性”的文学批评，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救药地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因为它们“误解了大部分文学生产针对独创性而言的规律性”。③“审美共通感”作为康德审美判断理论的最核心概念，则更清晰地凸显着文学批评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知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一种对美的鉴赏判断活动，文学批评“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并且这条原则只能“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来付诸实施；但是，批评活动仅凭这条原则又是不能进行的，它必须同时具有一条“依据概念”得以推行的“普遍知性”原则，只有这样，个体性的审美判断才不至于陷入孤立的“感官快适”，而是具有某种“普遍必然性”，即“我认为美的事物别人也认为其美”。④ 由此我们或许应该承认，文学批评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是自由的，也是可传达的。批评家可以强调个人的趣味、经验与眼光，但绝不能全然不顾公共经验而彻底放逐自我，把自己的批评文字处理成眩晕世人的“狂人呓语”。批评家终究要将自己的才情或创造力转化成某种冠以逻辑的知性形式与体系，才能使批评成为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行为。事实也是如此，批评论者所钟情的文学批评范式之所以广受读者的喜爱与追捧，除了鲜明的个性与感染力极强的文辞，还往往因其蕴含着能够激发读者思想情感的共通性经验，而正是这种经验，根本性地促成了读者对批评的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虽然一千个读者眼里往往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文本还是存在某些普遍乃至客观的审美知识的。纵有万般阐释，我们总无法颠覆《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的基本事实；对《冈底斯的诱惑》的理解再有分歧，也不可能否定其“叙事实验”的创作形态。对这种审美知识的历史化，文学批评不仅首当其冲，而且往往承担着“初始性”和“累积性”的双重历史化任务。此处所谓的“初始性”并非一个关乎等级的概念，并不指涉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童年与成年”“低级与高级”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仅仅成为有待文学史处理的基本材料，而只是指物理时序上的最初历史化行为，是伴随着文本的诞生共时性地对其审美知识进行发掘与阐释。在文学性蔓延的新时期，批评论者推崇的文学批评可谓“现场”式地掌控了文学历史化的整个工程。那些充满艺术敏感和思想智慧的即时性批评，为我们搭建了辨识度极高的“80年代文学”知识谱系，里面不仅有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等文学思潮交相更替的景观与逻辑，还有大量与各种文学思潮相匹配的“经典”作品镶嵌其中，它们构成了“80年代文学”的“常识性”表述。不可想象，如果没有当年文学批评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后人将会以什么路径或何种方式谈论“80年代文学”？所谓的“累积性”是指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反复批评、不断修正的动态过程。这是因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或者和作者同时代的读者所能最终裁定的，它必须经历后代无数读者的发现与阐释，而文本的审美知识就在这样一种具有辩证性的流变进程中趋于稳定。在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批评也曾为世人建构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学知识场域，但随着社会转型与观念变革，这种知识体系越来越呈现出被政治裹挟的片面性，90年代启动的“50—70年代文学再解读”工程，则显然带有对这种知识的“反动”性质，它以一种“祛政治”的眼光，开掘了“红色经典”新的文本知识学。无可否认，这种“再解读”让我们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认知变得更加立体与客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