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4日，身在台大的夏济安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兴致勃勃地报告，“上月陈世骧返国，他是Berkeley的教授，教Chinese，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利用新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旧诗，其有新发现，自不待言。他在台湾的大为lionized，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的成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为什么不改行？在英国文学方面努力，吃辛吃苦，在美国的地位仍只可排到一百名以外，弄中国的东西，大约很快就可以出人头地，成为foremost scholar”①。这段话不仅预示了日后夏氏兄弟的学术转向，也见证了陈世骧(1912年-1971年)与夏济安(1916年-1965年)友谊萌生的契机。尽管此时夏济安与陈世骧只是初识，但颇感投契，不仅钦佩陈世骧的学问高超，更欣赏他的“爽朗可爱”。次年6月，夏济安辗转来到伯克利，与陈世骧相谈甚欢，自此往后，陈世骧成为夏氏兄弟书信往还中最常提及的友人。1960年元旦刚过，夏济安就从西雅图开车南下，在陈世骧的帮助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谋得职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们俩三天两头在一起吃饭喝酒、打牌聊天，论学术，谈家常，莫逆于心，情同手足，书写了一段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动人佳话。 很有意思的是，在两人正式谋面之前，他们的文章已然因缘际会，提前“相遇”。1948年，为了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五十周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总题为“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系列专刊。其中陈世骧的《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单独成册(编号第11册)，包括了陆机生平与《文赋》撰写时间的考订、概念与用语的讨论和《文赋》的英译三个部分，这是陆机及其《文赋》第一次走进英语世界。1953年，陈世骧曾把译文抽出来单独成书《陆机〈文赋〉》(Essay on Literature：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Portland，Maine：The Anthoensen Press，1953)，《文赋》原文由张充和手书，书前新写一篇《导论》介绍陆机和《文赋》的意义②。这里发表的是1948年《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的第一、二部分，与1953年的《导论》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后者几乎完全删去了相关的考证和具体的翻译讨论。1948年撰写《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的陈世骧大概不会想到，远在北平的夏济安那个暑假奋发用功，也完成了一篇“Wordsworth By the Wye：A Study of The Tinten Poem，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squicentennial of The Lyrical Ballads”(《怀河边的华兹华斯：〈丁登寺〉研究，纪念〈抒情歌谣集〉出版一百五十周年》)，收入该系列第9册的英文专刊，这册英文专刊同时收入了燕卜逊(William Empson)、朱光潜、钱学熙、袁可嘉、金隄等人的文章，作者阵容可谓豪华。夏济安的文章通过细读《丁登寺》来重探华兹华斯的诗歌，不分章节，一气呵成。夏济安“自以为发现不少，可以同Brooks的论Ode相比，关于symbolism、ambiguity、paradox等处可以有些发前人所未发的话，结论归到Wordsworth as Mystic-poet”③。夏志清读到后，也认为“分析极细，很见功夫”，“文章没有出奇的地方，可是极平稳，能够维持一贯的mood”④。陈世骧和夏济安的这两篇文章，论述对象一为古典，一为近代；一为中国文论，一为英国诗歌；体例不一，篇幅悬殊，看似毫无关联。但是，如果我们细察两篇文章的学术理路、道德关怀乃至个人兴寄，则又在在可以找到两者的诗心澄思隔空对话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略加阐发，以作导引。 首先，陈世骧和夏济安都很擅长对文本的发微抉隐，尤其关注“诗”与“词语”的辩证。夏济安认为诗是“词语以及词语所由以组织起来的那些方式所产生的心理效果”，诗人选择词语，并将之“融为一体”，这一过程往往并非清楚明晰，而是诉诸种种潜意识或下意识的层面，而批评家的工作正是揭示这一生产过程的运作机制。由于诗歌生产的隐秘幽微，语言与意义并非以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呈现，往往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回响。因此，夏济安主要借用了燕卜逊的“含混”(ambiguity)概念，来剖析华兹华斯诗歌中矛盾与悖论的特质。夏济安这样的“诗歌”观念与读诗路径，对于陈世骧来说可谓谙熟于心。说起来，陈世骧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参与者与实践者。早在北京大学求学和任教期间，陈世骧就是北平慈慧殿3号朱光潜家里“读诗会”沙龙的常客，与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人时相往来。1936年，他还和艾克顿合作(Harold Acton，1904-1994)，翻译出版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部英文译本《中国现代诗歌》(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⑤。1935年，陈世骧在《大公报·文艺》发表《对于诗刊的意见》一文，就主张诗歌研究应“注意许多似乎细小而极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诗人的“语言”，“绝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义和表面上的音韵铿锵”，而是“音调、色彩、传神、象形和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⑥。在《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中，他也强调诗歌除了基本的字面意义与韵律，有着更深层次的“形式”(form)，是“指诗里的一切意象、音调和其他各部相关，繁复配合而成的一种有机的结构(organic structure)”⑦。 这样的诗歌观念，当然直接影响到了陈世骧对《文赋》中诸多关键词的讨论和阐释，甚至引入了比较诗学的维度。在《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中，陈世骧将“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班”译为“order”，便是意图联结柯勒律治的名言：“诗=以最佳的秩序布置最佳的字词”(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更加著名的讨论来自对于“姿-gesture”的翻译，陈世骧从布莱克默(R.P.Blackmur)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之“姿”意味着一种超越词语的字面形态而召唤意义与想象的能力，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姿态”，它代表一种具有表意功能的定格与停留，但是又与之不同的是，它总是停留在“最富意义的时刻”，必须被赋予美感和价值，它超拔于时间之流，生活于永恒之中。陈世骧在此显然意犹未尽，此后他还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正如郑毓瑜所指出，它们“其实已经论及文学作为在时间中生成的事件之一，‘作诗’与‘感时’如何透过汉语系列对偶词所提示的多层次往复，完成‘姿’与‘言’的动态实践，从而在流转的瞬间‘完全获得自己’，也正是在创作过程中掌握‘最富意义的时刻’”⑧。值得一提的是，《文赋》虽然并非诗歌体式，但陈世骧却始终日之为诗，在1953年为《文赋》英译本撰写的新版序言中，他提到《文赋》中闪现的“诗心”：它以一个诗人的“经验、直觉与语言”来把握和言说另一个诗人的“内在的光芒”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