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敬重王景山先生。 我跟王景山先生应该是1976年结识的。那年鲁迅研究室刚刚成立，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刚开始修订。首都师范大学当年叫北京师院，师院中文系承担了编注鲁迅书信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学术带头人”这种头衔，但王先生肯定是挑大梁的角色。我负责参与的是《鲁迅日记》的注释定稿，跟王先生学术上的交集不多。但2001年我被聘为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负责鲁迅书信的注释定稿，于是就成为王先生学术成果的受教者、受益者。没有王先生的奠基之功，有一些鲁迅早期书信我根本注释不出来。因此对王先生不是一般的佩服，而是非常之佩服。 我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和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之后，每次开学术研讨会必邀请王先生。他也每次都出席，每次都发言，而且发言都很幽默，让人爱听。《鲁迅研究月刊》聘请的学术顾问名单中有王先生大名，虽然既不“顾”也不“问”，更没有车马费，但的确是对他在鲁迅研究界学术地位的一种肯定。不是他需要“月刊”来抬高身份，而是“月刊”的确需要他的鼎力支持。 我跟王先生虽然私下几乎无接触，但有两次学术活动跟他相处很亲密，还有两次学术上的愉快合作。 1990年9月，中国鲁迅研究会在庐山召开“鲁迅与台港作家及台港鲁迅研究座谈会”。这次会议本来是由学会秘书长袁良骏先生筹备和主持的，但他临时决定在北京接待台湾作家白先勇，要我赶到庐山去“救场”。由于经费捉襟见肘，中国鲁迅研究会过去开的都是穷会，这次住的地方记得是解放前盖的别墅。代表两个人一间房，房内虽有浴缸，但颜色都发黑了，没人敢去泡澡。我睡觉不老实，呼噜声很响，用医学名词，叫夜间呼吸间歇症。既没人愿意跟我合住，我又不能享受住单间的特权。这时候，王先生挺身而出，愿意做我的室友。他说，他耳朵聋，晚上睡觉雷打不动，这样就成了我的最佳拍档。还有一次是1999年，中国鲁迅研究会在昆明开会，王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这次是偕夫人李昌荣老师一起去的，心情特别愉悦。我因此也跟李老师成了朋友。回到北京后两家常互致问候，我说话多，李老师大声当场翻译。王老师究竟能听见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我跟王先生学术上的合作有两次：一次在2006年，我编了一本书，书名叫《鲁迅骂语》，就是把所谓鲁迅骂人的文字分门别类辑录在一起，由王先生写了一篇序言，题为《骂人的鲁迅和被骂的鲁迅》。回答了鲁迅一生是骂的人多，还是骂他的人多；是他先骂了别人，还是别人先骂了他；是他骂得厉害，还是别人骂得厉害这个问题。结论是：鲁迅骂的一般都是该骂之人的可骂之处，而且骂出了文采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成了文章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篇奇文，一篇很优秀的论文。这本书卖得还好，远销到国外。我在新加坡的书店就见过。另一次是2003年，我应河南大象出版社之约，主编“走进鲁迅读本”，一册是“初中生读本”，另一册是“高中生读本”。共襄盛举的都是鲁迅研究界的专家，王先生同样是挑大梁的人物。像《孤独者》《在酒楼上》这些名篇，我记得都是王先生点评的。鲁迅生前曾规劝大学问家能够放低手眼，多做点有益于青少年读者的普及性工作。我觉得写峨冠博带的文章固然不容易，但真正普及性的读物也并不好写。这套书出版后反映也还好，曾在2017年再版。王先生自己还主编过《鲁迅名作鉴赏辞典》，肯定他会比我编得更好。 今天重点谈谈学术承传。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承传就是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也就是学习前人的长处并且跨越前人。学习是前提，跨越是目的。不学前人的长处是狂妄，学而不想跨越是故步自封，是邯郸学步，那也辜负了前人的一片苦心。我今年八十多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也算是前人。但我们这代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参加的政治运动多，缺少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知识结构很不完善，既比不了王景山先生这一代人，也比不了新时期培养的学生。所以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我自己原谅自己，也希望别人原谅自己。王先生这一代人国学功底比我坚实，西学功底也比我坚实，再加上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实践经验，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当然，学术承传并不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能搞小圈子、小帮派。另外，“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对他的业师章太炎就是既赞扬也批评，值得我们效仿。 学习王先生，我想应该先学他的为人。直白地讲，王先生虽是学界前辈，但从不以“精神旗帜”“学术班头”自居，直到六十二岁才评上教授，但我没听见过对于他的差评。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在一个观念撕裂的社会能受到普遍敬重，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说明王先生平实谦和，正直正派。有一年我编了一本书，收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需要原作者授权，其中有王蒙的一篇，王朔的一篇。我当时不知道这两位名人的联系方式。感谢王先生，他帮我联系上了正在印度访问的王蒙，使这本书能如期出版。王蒙1962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到原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一年，王先生是现代文学“主讲师”兼教研组组长，王蒙的顶头上司。王蒙在落难之时切身感受到了王先生的善意。王先生当年想不到二十四年后王蒙会当上文化部长，更没有想到五十七年之后又会被授予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化大革命”中王先生的善意成了一种罪行，他被迫写过跟王蒙关系的交代材料。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真假朋友必须在人生低谷时才能准确分辨。鲁迅曾谈到，凡“猛人”必然会被人包围，得意时头脑膨胀，辨不清忠奸黑白。 王先生著作等身，我没有全部拜读，但我以为至少他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和《鲁迅书信考释》是可以传世的。《鲁迅书信考释》一书只有十四万字，薄薄的一本，收了长短不一的六十八篇文章。用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估标准衡量，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肯定评不上教授。但我读了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些文章实可谓不朽。如若不信，可以找到读读，再扪心自问，问自己究竟写得出来，还是写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