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章编号】1003-8418(2022)07-0037-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22.07.005 基于学科与大学之间的天然联系，人们认识到学科结构决定大学类型，学科水平决定大学层次，学科建设也由此在大学发展中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我国，长期以来学科建设被视为学校发展的“龙头”“主线”，被视为强化学校办学能力、提高办学水平的关键环节，在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进程中，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被列为与世界一流大学并行的“双一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重大战略，学科评价、学科建设更是成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重视。政府在学科建设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公众对于学科评价的结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大学在学科发展上获得了更大的动力，也背负了更多的压力。当前学科评价的排名取向使得大学在进行学科建设时陷入了机械的“排名漩涡”，背离了大学学科建设的初衷，“淡化了大学与学科发展的本质内涵”[1]。这与学科评价的评价对象模糊不清、评价目标导向不明、评价指标无法有效回应学科建设需求等问题有关，其实就是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之间出现了“体用分离”“评建分离”问题。学科评价应当是能够“体用结合”并促进学科知识生产能力的评价，探索“以评促建”的学科评价体系，使之有效服务于学科建设，这对于激活大学提升面向国家与区域战略的学术创新能力意义深远。 一、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价 高等教育评价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也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力量[2]。作为高等教育评价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科评价就是学科建设的产物与推动改革的力量。学科建设既是学科评价的逻辑起点，也是学科评价的实践终点。 从历史溯源来看，学科建设是学科评价的逻辑起点。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最早提出要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1986年启动了国家重点学科的遴选与认定建设工作，1990年，原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对教育评估工作做了规范指导，教育部学位中心2002年开始启动全国学科水平评估工作，截止到2017年，共组织了四次学科评估。学科建设也是学科评价的实践终点，因为学科评价是保证学科建设质量、促进学科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必要手段，2007年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启动的第三轮学科评估中，“质量、成效、特色”是这次评估的价值导向，强调学科建设的成效与质量[3]。在2016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中明确指出，学科评估是为了“切实服务学科建设、服务社会需求”[4]。 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之外的一些学术机构、民间机构也纷纷推出了各类大学或学科排行榜，这些排行榜也是学科评价的表现形式。官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外的学科评价体系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各领风骚”，甚至成为直接或间接引导大学发展的“风向标”。对于民间排行榜主办者而言，排行榜是一种商业行为，与政府和大学所关心的学科建设无关，更多的是“数据导向”而非“目标导向”，更不是“价值导向”，各类排行榜主要以数据的可获取性、易获取性为原则进行指标体系与方法的设计，至于排行的目标是什么、用户需求是什么、价值导向是什么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产物，隐藏在大学排名背后的动机，更多的还是‘生意’而不是为了大学的卓越”[5]。这样的学科评价必然受到诸多质疑，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学科评价中的核心问题：学科评价的数据指标越来越精细、流程越来越复杂、评价主体越来越多元，然而，单做技术上的改进是否就能实现学科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多元性；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之间如何建立衔接机制，如何发挥学科评价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二、评建分离：学科评价导致大学学科建设的非理性行为 自2015年国务院陆续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并遴选了一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以来，巨大的利益牵引及影响力引发了我国大学学科竞争热潮和建设高潮。在此背景下，学科排名被奉为圭臬。当大学的学科建设行为向“评价”“排名”看齐时，完全以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必然会出现学科建设行为上的偏差，学科评价“在被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组织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其功能严重放大和泛化的倾向，有些教育部门与大学过于依赖评价指标，追求评价结果，更有甚者，则直接把其当作办学资源配置和绩效考评的工具”[6]。 1.大学学科建设的主体能动性式微 对于大学而言，行政性学科评价对其学科建设的影响显然高于市场化学科评价，因为“只要学术资源以项目或工程形式呈现，评价就不可避免”[7]。在行政性学科评价的强势干预下，大学学科建设的主体能动性日渐式微。在我国，学科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以项目或者工程的形式呈现的，大学亦步亦趋地围绕着项目和工程的行政性评价标准开展学科建设。因为“行政性评价由于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模板，自然强化着大学及其学科依照‘剧本’进行对应性建设的实践逻辑”[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