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以1964年伯明翰大学“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建为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虽然伯明翰大学“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于2002年关闭，但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仍然影响着全球青年文化研究。中国的青年文化始自20世纪初的青年文化运动，在20世纪晚期受西方青年文化影响并在21世纪科技文化热潮下日益呈现出中国话语特色。以往中国青年文化研究主要在中国语境中应用伯明翰学派青年文化理论，尚未生成中国青年文化话语模式与文化理论。本文以新的视野，即文化生态学的动态整体观，重新理解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贡献，力图摆脱以往对青年文化的主流—亚文化的二元对立、压制—反抗—收编的单一文化研究模式，将伯明翰学派青年文化研究置身于整体社会文化建构中，贯之以文化生态动态发展之意，挖掘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新价值，同时以这种文化生态整体观梳理并勾勒中国青年文化的街头话语表征与话语价值，再以街头话语探讨中国青年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模式。 一 动态发展的文化生态概念 1964年“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开启了持续至今半个多世纪的“文化研究”热潮。人们在将文化看作“一整个生活方式”①，“一个与阶级、艺术、工业以及民主同属于一种结构的东西”②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对文化形式和文化意义的分析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何种关联的问题”③，并以此开拓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学等不同领域探究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几乎与此同步，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关注环境与生态问题，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也日益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关心环境问题的人文学者由此进入“跨越学科界限的多学科研究之中”④。生态研究让我们沉浸在一个宏大的整体系统之中，“我们的世界处于文化、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之中，需要用多元的方式面对和解决”⑤。全球学者围绕着环境基础问题展开讨论，如土地所有权、能量需要、自然资源的使用、农业生产体系、污染以及本土与全球的消费模式等。这些问题交织在社会公正和环境的对话中，“生产性的重叠”和“两个批评/理论领域之间的充满成果的联合”⑥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这也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文化生态观的基础，即本文提出，文化生态是动态的、整体性的体系，所有的文化研究都是基于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结。 文化生态研究本身是发端于人类学领域的一个概念，被认为是“人类生态学的主要亚分支之一”⑦，其本身也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指向一种非限定性的现象学体系，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⑧。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是文化生态学领域的先驱。《文化变迁的理论》(1955)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这本书以及论文集《进化与生态学》(1977)中斯图尔德详细阐述了他的文化生态学见解。他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整体系统论，即我们应该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形态，以此寻求不同族群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他认为文化独特性的探讨取决于人类学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斯图尔德提出多线进化论，即假设文化变迁有其规律，那么文化法则的测定就非常重要。这种文化法则的测定是经验性的，主要关注个别文化，目的不是从地方性中获得差异性发现从而将参考架构由特殊性转为一般性，而是承认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可能具有完全的或局部的独特性。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强调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即探讨某些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真正的或有意义的类似之处，这样就产生出文化的关联性研究。 斯图尔德还对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专门做出了界定，认为文化生态学不同于人类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因为文化生态学是“致力于寻求解释文化特殊属性与模式的起源”⑨的研究。这也意味着文化生态学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弄清人类社会对他们环境的适应性是否需要特殊的行为模式，或者他们是否允许某种范围的可能的行为模式。这个问题将文化生态学与“环境决定主义”以及相应的“经济决定论”区分开来。他特别强调的文化特性是由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并受其影响生成的。文化生态学必须考虑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层面。斯图尔德将其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演化文化生态；第二，人类因生产技术的发展产生的行为模式；第三，除生产技术之外的人类活动。⑩这也是斯图尔德后来提出文化生态学时所强调的：“文化生态学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工具，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将如何引发若干变迁”(11)。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土地、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与技术、经济等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之异同和变化。如斯图尔德所说，文化生态学所呈现的问题主要是人类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他强调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文化核心的基础——技术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定适应过程——引起的。这种特定适应过程强调的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而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人的生存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斯图尔德强调技术是人类在世界上谋生的方式，它直接伴随我们进入自然的部分，让我们从环境中获得资源存活下来并进行再生产。斯图尔德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文化是基于让自己维持生活并存活下去的一种关系。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本质上还是站在人类学研究层面，洞察人类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及环境如何影响人类文化构建。在斯图尔德之后的雅内尔(Richard Yarnell)则进一步指出文化生态是呈动态发展性状的。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组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文化适应于所处环境如同生物适应于它们的环境。“正是对自然环境的文化适应性，与我们产生了特殊的相互联系。”(12)雅内尔把人类文化与它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看作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文化对它创造的环境变化所产生的适应性导致了文化修订它的环境。这种修订与调整一直持续直至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达到相对的稳定性。在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化生态研究目的是研究区域人群(族群)在创建区域文化过程中，如何通过感知地理环境、开发与利用资源、改造自然界形成区域文化特质与风格的；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区域文化为终结，人地关系的协调程度如何：在肯定和谐一面的同时，主要揭示不和谐一面的文化潜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利用、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人口控制、产业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有益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13)。这种观点是在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观念上的具象化，即文化如何与自然、经济、资源、产业等融为一体。这种观点坚持了文化与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联性，进一步夯实了文化生态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点。中国学者方李莉的“文化生态”概念则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4)。这显然是将人类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因此文化生态既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它涉及社会秩序、道德、信任、社会预期的相互关系，更是一种整体系统观念，它超越“精英—通俗”、“贵族—平民”、“全球性—地方性”、“真实—映像”等二分法，而呈现出整体性、有机性、“活态”等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