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6-0099-08 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富裕的物质财富、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信息化、发达的交通运输、城市化)给全世界灌输了一种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信念，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无尽渴望和永续预期的观念，将经济增长带来的良好收益当作社会进步的量度标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使崇拜增长、鼓吹奢侈消费的物质至上文化观念大肆盛行。但正如西方学者谢弗指出的，“经济时代不能提供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体系所需要的改变，因此，它无法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在挫伤着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当今社会人类在生态、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所做改变的“种种特征无不指向‘文化时代’。”①人类正在告别“经济时代”而进入“文化时代”。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理应包括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民主生活的改善、社会福利的提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同步增进与提升。立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视野，本着切实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宗旨，人类文明新转型期的发展理念所聚焦的，应当是进一步追问发展的立场、发展观念背后的文化诉求，追求更深刻的发展价值、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和对人自身的关怀。 一、“增长式发展”的弊端及其困境：后现代性文化反思批判的视野 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十几年中，“增长式发展”将增长的概念确定为社会发展的代名词，将增长作为其他发展的基础和充要条件。伴随全球化的高速推进，发达国家作为前例之循，其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一片繁荣和进步的积极景象，致使越来越多的后发展国家，将经济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共同目标，增长成了社会经济系统内的主导行为，并被推举为一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和不断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良方。因而在富裕的社会中，增长被认为可以创造机遇、促进流通，给科技进步和资本增殖提供所需；在贫困的社会中，增长被视作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环境的保护和质量的提升也有赖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增长是人们改善生活的必要方式。 “增长式发展”的内涵，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的增长，实质是追捧物质的增长、物质的消费，是对高生产力的迷恋下，不顾一切地扩大物质资本存量的功利主义和没有限度地高调索取、大量开发自然资源的短视行为。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将繁荣和发展的兴趣放在GDP指数所代表的非货币的东西——实际资本存量、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消费品等等之上，必然需要将物质生产放在首位，但是这些使经济得以运转的实物，必然包含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影响(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一过程，则伴随着资源的索取、工业生产的消耗以及对空气、水和土壤等的污染。经济学的演算模型也已然清晰地显示出，所谓“越来越快”的增长，无非是以数学上“指数型增长”的方式进行的。而这种类型的增长是非常难以控制的，因为工业资本的增殖逻辑，是一种无限制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继而使得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将成指数倍增。“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财富积累，并随着向全球的拓展过程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另一方面，摆脱束缚的资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我增殖，以至于引发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等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②但是就目前地球的大部分资源而言，不仅有些是不可再生的，就可再生的资源而言，人类污染和消耗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了自然自身的修复能力。总而言之，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社会和环境要付出的代价相应地就越大。 面对上述情境，人们不禁要问：不受约束的持续的物质增长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球资源存量的有限性，而且还由于当下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足迹”相对于地球所能够提供的承载容量来说，已经出现了“过冲”现象。“生态足迹”是用来指代地球能够为人类活动所提供的资源和能够消纳废弃物的生物生产力以及生态恢复能力，简而言之，就是人类需求和地球的承载容量之间的关系。另外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中也指出人类每年消耗的资源量已经超过地球当年的资源再生量，这种社会生态足迹超过地球所提供的容量状态被称为“过冲”。这种“过冲”在最新一期《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对自然界的状况概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且已经显现出越来越多不可逆的情况以及无法挽回的毁灭性行为。原本数据统计中的诸多潜在危险，也日渐变成了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现实，它使人类不断面临全球性的灾难并直接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 可见，“增长式发展”自始至终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即经济(物质)指数型增长的无限制与地球生态和人类生存的有限度的冲突。增长—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增长并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即使发展依靠增长能够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部分问题，但在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方面，却逐渐暴露出对增长不加限制后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在社会文化中，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贫困、不平等、精神紧张)，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盲目追求无度的物质增长，终将会使问题恶化。唯物质的增长，将技术、文化、制度和社会治理都变成了经济的工具，人成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意义上所谓精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一切价值都归为物的价值。由上可见，现代社会对“增长式发展”深度质疑的背后所指向的是有关发展立场、社会进步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处理以及人性的文化伦理状况。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是增长？为了谁增长？增长及其代价是什么？究竟哪些需求值得被满足？需要和满足又是否应当有限度？在上述问题上，基于发展理念、历史、制度设计以及发展后果之清晰的理性审视意义，普遍的实践与价值共识显得尤为必要。 1.“发展”不等于“增长” 我们不能把现代社会当中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增长”本身，“增长”也不能被限制在狭隘的量的限度内；不能简单认为在过去几十年，资本和物质增长为我们改善生活条件、改变生活环境做出了“积累性”的贡献就是“好事”，近几十年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承载极限有了进一步认识以及污染和破坏造成了不良结果，就又把所有的增长都划归“坏事”。不少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应当存在一个限度，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上》等报告，对整个20世纪世界的真实情形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互动的极限做出了预测。他们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并且要求我们对简单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进一步提出要对“增长”与“发展”进行区分。以戴利之见，我们需要的发展可以是一种“没有数量增加的质量改进”，③“人口的数量和资本货物的积累是不可能永远增长的，在某个点上数量性增长必须让位于质量性发展以作为进步的途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