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层面而言，心理治疗①作为一种专业方法，直接面对和处理个人的精神与心理现象；从社会层面而言，心理治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多或少参与并影响着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形成与重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心理治疗进入中国。近百年来，从民国时期的心理卫生运动，到改革开放以后心理治疗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直至近年心理治疗与心理健康被提上国家重要议程与决策，大量资本投入心理健康服务市场，心理治疗开始积极地参与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精神生活。(王东美等，2022)在精神心理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Huang，et al.，2019)，心理专业工作者更是努力发挥其专业价值，承担其时代使命。然而，目前主流心理治疗专业依据的理论，大部分建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哲学思想及价值观念，其诞生与兴起亦是回应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之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具有其时代背景与社会脉络。相较之下，中国社会有与之不同的文化思想基础与历史发展脉络。本文正是通过正视中西的不同之处，将心理治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思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以助人实践者的立场，尝试提出与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哲学思想及价值观念的主流心理治疗理解所不同的，既努力根植中国文明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土壤，又能够切实有助于当下中国人的身心安顿与疗愈的心理治疗思考路径。 一、心理治疗文化 随着心理治疗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心理治疗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目前将心理治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的理论主要有三种思考进路。 第一，心理治疗文化及其社会影响。治疗文化(therapy culture)是社会政治视角下对心理学审视的一个统称，主要指用心理治疗的语言和思维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限于心理学界内部，也影响了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领域。(Madsen，2020：1965-1969)有研究者针对美国社会因消费主义文化产生出来的自我满足与“小确幸”现象，提出“空虚的自我”(the empty self)概念(Cushman，1990)，并认为这一现象受到基于个人主义心理学的自我理论影响(Cushman，1996)。近年来西方文化中出现了“治疗的转向”，此一转向是随着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世俗化和新宗教信仰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研究者认为心理治疗没有把这种历史趋势当成必须省思的问题，反而与其一起促成了当下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心理学家很少从社会的维度去思考个人的问题，正因如此，心理学家不但不能减轻治疗对象的痛苦，反而会使他们需要治愈的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强调个人的责任实际会让那些已经因系统性问题而受苦的人愈加痛苦。(Madsen，2014)在此理论脉络下，一些海外的医学人类学者通过对中国大陆近十年的持续观察发现，中国大陆出现了“心理热”(psycho-boom)现象，即人们对心理学类的书籍、心理咨询、心理测验、心理治疗培训等越来越感兴趣，他们指出在这种“心理热”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具有改变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潜力。(Klein-man，2010；Zhang，2020)持续的田野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心理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化的发展，二是相关思想对社会文化的渗透。其主要驱动力有三个：国家政策、专业行动和商业投资(Huang，2014：183-204)。近年来兴起的网络心理咨询平台也在参与和推动心理热的发展(Huang，2018)。 第二，心理学化。英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以福柯的知识权力视角，分析了个人化和自我实现等心理技术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Rose，1998)受到罗斯的启发，批判心理学者提出心理学化(psychologization)这一概念，主要指一些心理治疗太过于注重个体内在过程，使得一些社会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被构建为个人内部的心理过程，从而使社会结构产生的问题合理化。(Parker[ed.]，1999；Watkins & Shulman，2008)“社会生活中的心理学化让人们认为改变的路径只有改变个人而不是改变社会。”(Parker，2007：2)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心理治疗主要依赖于医疗模式进行，容易产生病理化问题(尚邦等，2016)。具体而言，治疗权力将人类复杂的经验进行区隔，将之异常化，并设立相应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标准化之下，人的多重经验被纳入统一的描述话语，如“悲伤”，这种描述具有双重影响：一是使悲伤者成为自我治疗性技术的潜在当事人；二是即使是社会过程所造成的失落，仍被归之于个人化原因，变成个人的“悲伤”。基于心理学化的理论，近年来人类学学者对中国大陆的心理治疗进行了田野研究，考察中国心理学化的过程，并提出“治疗治理”(therapeutic governance)和“和善权力”(kindly power)两个概念，意在考察心理治疗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Yang，2015)另有研究者以山东济南的一个心理工作坊为田野研究对象，认为心理工作坊虽然声称可以进行自我完善，但实际上由于参与者会优先考虑等级关系、社会角色和经济稳定等因素，导致他们难以将在工作坊学习到的经验迁移至日常生活，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活动，娱乐媒体的影响及国家的权力部署等有关。(Hizi，2018) 第三，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个体化的理论视角出现在心理治疗的研究中，一方面与现代性议题相关，另一方面主要与当前中国大陆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相关。作为体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结构与社会机制，个体化伴随资本主义与新教改革而产生(Weber，1992)，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阎云翔认为，在个体与社会关系中，个体化具有五个特征的转向：去传统化，脱嵌，再嵌，强迫的自主，通过从众来实现个人自己的生活(Yan，2017)。他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发现，由于国家对社会自发组织和自治团体的限制，崛起的个体显示出片面强调自我权利，但同时忽视义务和他人权利的趋势，其称之为“不完整和无公德的个体”，而且日渐崛起的个体大多受限于私人生活领域，自我主义则盛行于无公德的个人交往之中。(阎云翔，2006)个体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同时，“中国个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管理下展开的。在中国，国家不仅在推动体制变迁，还用软性管理的方式处理个体、市场、社会群体、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导个体化的走向”(阎云翔，2012)。如果说国家曾经是用“利益导向”来推动个体化的走向(阎云翔，2006)，那么，目前正在兴起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也有可能参与个体化的进程。在个体化的理论框架下，有研究者对上海某心理咨询机构的培训班和团体活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发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催生了心理咨询的兴起。一方面心理咨询承担了一部分国家的责任，并以商业方式解决人们的心理困扰；另一方面心理咨询的目标是让当事人重建为具有自由、独立、能动性等特征的个体自我，这与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相吻合。(崔荔，2012)因此，从个体化的视角来看，心理治疗的确正在参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但由于中国有别于西方式个人主义的文化土壤，通过心理治疗也难以让当事人成为西方意义上的个体，而且由于复杂的过程与机制，还会让当事人产生新的问题或痛苦。因而透过当前心理治疗催生出的个体自我走向，仍有待关注与反思。(王东美，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