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22)03-0028-17 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倡导的一种文化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有着较大的影响①。东方文化派在“五四”之前是指以杜亚泉为首的文化派别，因为杜亚泉曾任《东方杂志》主编多年，并高举东方文化旗帜，故而得名为“东方文化派”。然而，东方文化派并不是顽固派或守旧派，按照陈独秀的说法也属“新派”的阵营②。因为倡导者都程度不等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具有留学经历的稳健派知识分子。从思想发展的源流来看，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是20世纪初年国粹派③的发展或延伸，而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则是20世纪初年欧化派思想的继续。“五四”以后，杜亚泉因为受到早期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猛烈抨击而退出了思想舞台，但其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却得以继承下来。此时，东方文化派虽然改换了领袖，但一直非常活跃，发展势头较猛。因而，东方文化派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本文试就东方文化派的形成与发展、思想挑战及其特征进行探讨，希望为学术界认知这一思想文化派别提供新的视角。 一、东方文化派的形成与发展 东方文化派在五四时期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就有人将东方文化派细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即章士钊)为一系④。这样的划分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要说明的是，张东荪不能归入东方文化派，尽管在社会主义论战中他与梁启超有较多的联系，然观其一生，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后，东方文化派处于变异之中，学界有称章士钊为首的为“甲寅派”，称梁漱溟为“现代新儒学派”，称张君劢为“玄学派”，等等。不过，就后“五四”的起初情形来看，以上各派皆应归类到“东方文化派”，并且还应加上后来成名的“学衡派”。 1.东方文化派的转型 从中国现代文化演进的轨迹来看，杜亚泉退出中国文化舞台后，章士钊就成为东方文化派的掌门人。可以说，章士钊在五四时期转向文化保守主义，这在五四时期的新知识界是一个重要的典型。 章士钊在五四时期属于老一辈的留学生，在当时的知识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年的思想舞台上，章士钊是一个重要代表，其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对培养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着重大意义，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等这些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都被团结在《甲寅》月刊周围。《甲寅》月刊在中国新思想界的意义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青年杂志》的先声、雏形”，因为“陈独秀在经过东京《甲寅》的一段时间的锻炼准备之后，才独立地创办了《青年杂志》”⑤。 然而，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章士钊逐步地转向保守主义。1919年11月，章士钊发表《新时代之青年》，进一步宣传新旧调和，表现出受西方悲观主义情绪的影响。他认为：“旧者，根茎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甚至说：“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⑥。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一出笼，长期被压抑的文化保守主义渐渐抬起头来，直接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新主张构成威胁。此种情形，诚如陈独秀所说：“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⑦。章士钊在五四时期转入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思想界产生很大的震动，对新知识群体思想的演变也有很大的影响。 章士钊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就中国现代思想的演变而言，乃是新思想界的又一次分裂。由于有西方思想分裂的大背景，因而其意义非同一般。从更为深层的意义说，新知识界部分加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思想得到新的力量和信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传统思想提供新的知识学基础和新的论证方式，使中国传统思想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得到思想因素的重新整合和思想体系的创造性转换，这样就有可能使中国传统思想以新的面目复活，并在中国现代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2.东方文化派的扩大 梁启超、梁漱溟及张君劢等在后“五四”思想界的活跃，在东方文化派演变历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由于西方文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危机，不仅使西方思想界而且也使中国思想界表现出对西方文明失望的情绪，这推动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仅使东方文化思想得到系统的表达，而且又因其对时代的反思、对现实发展走向的设计及其在哲学上的应答，为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理论形态提供了学理的论证。而张君劢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提出，则使东方文化派在思想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东方文化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扩大的。 梁启超此时对西方文明表示怀疑的态度，认为“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西方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混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⑧。于是，他对青年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⑨梁启超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⑩梁启超对那种“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说得一钱不值”的西化倾向进行反思是正确的，但表现出的“以中补西”、回归传统的努力却是十分明确的。
